青山连绵，草木丛生。滇西灼人的烈日下，一个腰身佝偻的老人，在山箐边的岩石缝间专注而又吃力地拔一蓬笔直苍劲的山草。只见他左手扒在石头上，右手拇指向下、掌心向外，沿两尺余长的山草半腰处捋了一把，茧掌握紧，随即旋转，将数根山草形成一圈绕在拳头上，猛一使劲，一把倔强的山草瞬间连根带绒被拔离泥土。箐边山草茂盛，两三锅旱烟的工夫，他身上挎的那个小竹篮就装满了。

　　老人从箐里出来，气喘吁吁地爬到山半坡一块叫龚家坟山的平地。几头黄牛悠闲地在山坡上吃草。老人的儿子，彼时八九岁的我，正寻了一个躲避骄阳的好地方，在老祖坟那个宛如石屋的墓碑里看小人书。老人转悠到了我跟前，说要带我去看一冢坟。我听话地跟在他身后，来到龚家坟山右侧斜坡上，一冢孤零零的坟前。墓碑简陋，我看到坟主人的名字叫“龚朝品”。

　　“这是你大伯的坟，”父亲说，“里面只埋着他的衣裳。”

　　“啊！”我吃惊不已，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大伯，并且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衣冠冢。

　　“我大伯他怎么啦？”我好奇地问。

　　“他解放前去当国民党兵，后来毫无音信。你奶奶想念他，于是埋了这冢坟。你能看出这坟有啥名堂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这坟头正对的方向是松坪哨垭口，当年你大伯是从松坪哨垭口走出平川的。你奶奶希望他漂泊的孤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哦……”我听得懵懵懂懂，还想从父亲口里打听点什么，可他却转身走了，留下我呆呆地伫立在大伯坟前。

　　二

　　屋外山风呜咽，屋内灯火昏暗。父亲身系弯木腰盘，双手在鞋架前翻来绕去、穿梭挥舞，异常娴熟地打草鞋。从山上拔回来的山草，要先晾晒干，然后用水浸泡，再用木槌反复拍打，待柔软有韧劲后，搓成数根均匀的细绳。搓草绳时，父亲还将一些破旧的细布条掺在山草里，增加耐磨性和舒适性。为了确保鞋底草绳经纬纵横的密织性，编织过程中还要不时地用一根棍横敲竖拍，捶打结实，这也许就是将编草鞋称为打草鞋的原因吧。

　　父亲一年四季都穿草鞋。寒冷的冬天，他的脚上开了很多个皴裂的口子。他打草鞋累了，便在火塘边往黢黑的脚裂子上搽抹猪化油，不时还将脚掌伸到火焰上烘烤，猪油发出嗞嗞的声响，看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没穿过草鞋，但一双胶鞋要穿大半年，连换洗的也没有，更别说穿什么袜子了。胶鞋里面被脚汗浸泡湿透，又脏又臭，为了次日早上能穿干鞋，我也凑在火塘边烤胶鞋，于是老屋里顿时弥漫着古怪的味道。这样的场景成为我和父亲心酸却又美好的记忆。

　　就在火塘旁，我老缠着父亲讲大伯的故事。但目不识丁的他，从来就没能讲个清楚透彻。倒是什么“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等我读到初中时，有一天，父亲有些郑重其事地从老屋东山墙与房梁相间的缝隙处，取出一个发黄的牛皮纸包递给我，说这是大伯写给家里的信。

　　我如获至宝。

　　三

　　大伯的遗物是一小沓发黄的白棉纸，污痕斑驳、边残角缺。其中一页是“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证明书”，署有“陆军暂编第十八师第二团第三营第七连上等兵”，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1943年。七页纸是他写的七封家书。

　　大伯与父亲一样，大字不识。从那些字迹不同的毛笔书法中，我猜测应该是他口述花钱请人代写的。果然，我在一封信中就看到“买寄信纸钱没有，所以久未通函”的表述。

　　按照父亲的讲述，大伯被抽丁去当兵，起初到昆明，后来转到大理，最后赴保山。前后三年不到就失去联络，从此杳无音信。而那七封家书，没有时年印记，只有阴历月份，且大多写的是对母亲及家人的思念与愧疚，我无法分辨书成地点，难以厘清他的足迹脉络。唯一令我揪心和意外的是：七封信中，竟然有五封提到要家里给他寄草鞋。

　　“我们每月所得饷项除伙食之外只余下壹贰元，你想草鞋卖拾叁肆元国币一双……一双只穿得半几月，其余的时间工作尽是赤脚……希望家中无论如何要代（带）给儿鞋子贰双，不可为误……”

　　“对于鞋方面要请母亲费心代（带）给我二双穿穿，以后待儿回家来敬拜……”

　　“请母亲从邮局汇二双鞋子与我穿吧！也是对不起母亲了，不过总望母亲艰难困苦都要费心做好代（带）来……”

　　我把大伯的信念给父亲听，他表情凝重，久久沉默，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大伯的草鞋都是我打好寄给他的。我13岁就会打草鞋了，只是当年连块布渣巾都找不到，没有现在这些耐穿！”

　　“那他后来究竟下落如何？”

　　“不知道了。兵荒马乱的，也不知是战死还是病死……”

　　按照时间推算，大伯活动的轨迹应该是在滇西史迪威公路一带，可能没深入缅甸境内，仅在后方从事抗日物资运输保障工作。人们喜欢说贫穷限制了想象，而我却为大伯屡次要草鞋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看来现实真相远远比影视剧里演绎的要艰难和残酷得多。

　　我曾不止一次在腾冲国殇墓园里仔细寻觅，始终没能发现大伯的名字。他就像一棵山草，湮埋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岁月里。

　　四

　　“你大伯走出松坪哨时，我还往他的包袱里备了三双草鞋。可那次去州城开万人大会，我欢喜过头，急匆匆地只穿了一双草鞋！”父亲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将草鞋穿烂在三十五里坡上。

　　从平川到山外的县城，得穿过一个四十五里的长箐，然后翻越松坪哨垭口，下一个三十五里的山坡，最后在坝子里再走四十多里平路才到县城。脚力差的人，得走一整天。

　　“那是迎接新社会的万人大会。”父亲说，那年他和平川山区的群众代表兴高采烈地去州城南门外参加了万人大会。一大伙人鸡叫头遍就摸黑出发，在刺骨的寒风中一路狂奔疾走，下午就赶到州城，喜笑颜开地参加了那场热闹欢腾的万人大会。

　　“就怪晚上的那场联欢会。”父亲接着又说，“打跳最伤草鞋了！”

　　“那天晚上，我们身着羊皮褂、脚穿草鞋，不知停歇地唱啊、跳啊、笑啊，高兴的眼泪淌出来多少……”眉飞色舞地描述中，父亲的思绪仿佛又回到当初的情景。

　　“回来时就丢人现眼了。”父亲说。第二天返程，才爬到三十五里坡半腰，有只草鞋的鞋鼻子处“咔吱”一声断了。好在父亲还算有办法，光着脚丫在山坡转了半天，终于寻到几丛半长不短、牛羊都不吃的干山草。他耐心地搓成草绳，坡上没有水，就撒尿浸泡。最后用草绳捆绑住草鞋，一颠一簸，总算在深夜回到家。

　　我感觉，与其说父亲对那次将草鞋穿烂在路上的事刻骨铭心，倒不如说是参加了万人大会让他终生难忘。“解放军带我们翻了身，共产党让我们做主人……”从我小时候起，每当他在小酒微醺之时，总会像念经一样念叨这些他从万人大会上听来的，足以代表他心声的话语。

　　多年以后，我在《宾川县志》上看到这样的记载：“1950年1月1日，在州城南门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宾川县人民政府、中共宾川县委员会成立。”

　　五

　　“岁月如歌，总忘不了那道山坡。那是三十五里坡，坡上长满茅茅草，刺痛我心窝……”

　　这是我写的《故乡帖》歌中的几句词。有人问：“为什么山坡上的茅草会刺痛你的心窝？”我一时语塞，最后这样回答：“茅草只是一个假借的意象，我更愿意将茅草理解成坟冢。当我开车爬三十五里坡时，弯拐之间，投入眼帘的都是山腰上星点零落的坟冢。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母双亲……”我没有说出余下的话：“我还想起大伯的衣冠冢，也不知道他的魂儿是否已经回家？”

　　是啊，如今县城回平川的柏油路宽阔平坦，开车只需半个多小时。每次返乡，往事不经意地就会浮现心头，成为难以释怀的遗憾。我常常想：要是我的大伯、父母亲等都还活着，面对今天如此美好的生活，我应该如何来描写他们的幸福心情啊！

　　我将大伯日渐模糊的家书小心翼翼地扫描成电子文档，这是一份珍贵的家族史料，每当懈怠之际，我都会不自觉地在电脑上打开看看。

　　草鞋固然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却永远不应该遗忘，因为它伴随着我的父辈走过了饱含艰辛与苦难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