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名叫有禄，文革中改名“红旗”，但人们叫得他最多的还是“草绳司令”。这是绰号。这绰号当然来源于他腰上常常缠着的那根草绳。缠草绳，既有穷的原因，也有他心理上的原因，他总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戏里电影里的红军都穿草鞋，万里长征红军还过了草地，带个“草”字头，便有了革命的意义。他觉得自己腰上缠根草绳，也正是革命性的体现。“司令”则是他拥有的权力。论级别，一个大队的治保主任连芝麻绿豆大的官都算不上，但那时在乡人的眼里，却是很了不得，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见了腿都打哆嗦的人物，是贫下中农也要刮目相看的人物，是类似《沙家浜》里的胡传葵司令那样说话响当当的人物。因此，老百姓也不论什么级别了，一个劲地恭维他“司令”长“司令”短地叫着。有禄也不来那套假谦虚，人家叫他“草绳司令”，他不反对，不觉得是一种揶揄，一种讽刺，反倒觉得光荣。

　　“草绳司令”从小身体单薄，麻杆腰，稀松的，不是干活的料。但“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赶上了阶级斗争的年月，不用干活，也有施展自己本领的舞台。

　　他立的第一功是在土改的时候。那时他年纪不大，大约是15岁左右，但天生政治嗅觉灵敏。鼎求无田无土，靠卖壮丁为生，成份本来应该划为贫农。可是，“心明眼亮”的有禄，一个猝不及防，就从他身上搜出了16块银元！在当时，16块银元是个令许多没见过钱的农民眼晕的宝贝。可实际上，这16块银元是鼎求卖壮丁的卖命钱。不管你是卖命钱，还是别的什么钱，反正有白花花的银元作证，你就是个有钱的主。因此，就给鼎求的阶级成份划成了破产地主。

　　有禄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队的表扬，说他阶级斗争觉悟高，没有让阶级敌人漏网。从此，他入了党，当上了大队的治保主任。治保主任就是管治安保卫，就是专抓阶级斗争。

　　“草绳司令”最辉煌、最如鱼得水的年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喜欢利用自己的权力。他自己干活不行，就充分发动群众，让“五类分子”给他干，他家的煤炭，是地主富农包了挑的。他盖房子，也让地主富农去砌砖盖瓦，在生产队记工分。

　　他搞阶级斗争讲究一个“狠”字，不留任何情面。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六亲不认。南方叔成份是高了点，但并不是地主，只是在解放前做过茶叶生意。有禄和南方是认得的，解放前见了面，他也是一口一句“南方叔”。传说南方家藏有金子，“草绳司令”脸黑下来了。为了让南方叔吐出金子，他可没少花力气。吊“半边猪”，坐“老虎凳”，各种刑法用尽了。南方叔一会儿承认，说在哪里哪里，派人去取，又没有；一会儿否认，说他是被逼的，说的假话。折腾来，折腾去，一钱金子没挖出来，南方叔受了不少苦，“草绳司令”也耽误了不少休息睡觉的时间。

　　见过“草绳司令”那个狠劲的人，想起来牙根都有些发颤。

　　他搞阶级斗争有自己的“创造性”。有一年，我回老家，看见他正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他把全大队的“五类分子”集中起来，用草绳一个个串连起来，排着队在大路上走。他腰上扎着草绳，雄纠纠地吹着口哨，喊着口令。地富反坏右，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牌子，老老实实地跟着他的口令，一会儿向前走，一会儿向后走，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有几个年纪大的，脑子反映不过来，差点摔倒。按传统的叫法，这应该是“游街”，可他偏说这是“出操”。

　　这种把戏玩厌了，过了几天，他又换了新花样。还是那队人马，但每个人手里多了一样道具，有的拿着个破脸盆，有的拿着个破磁缸。他叫大家用棍子敲响脸盆和缸子，在路上走来走去。他这支独创的乐队，丁哩咣啷，在当时也算时髦一景。

　　湾里看过这些戏剧的人，无不摇头。

　　“草绳司令”就是希望那些比他有文化，曾经生活比他过得好的人，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神情猥琐，没有尊严，没有体面。他喜欢“司令”、“导演”这种角色，喜欢自己哨子一吹，别人就得严格执行，不折不扣地按他的指令去表演的那种感觉。

　　他要求全大队所有的人，每天洗过脸的水，不能倒到自家的沟凼里去沤肥，而要倒到公家的沟凼里，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就要斗私批修。

　　他常到各处查巡，在屋前屋后转悠，发现谁家种有南瓜秧、丝瓜秧，他就会立即连根拔掉。他的眼睛尖得很，即使你把秧子用瓦片、用茅草盖起来，他也能发现，绝不留“资本主义尾巴”。

　　当然，也偶有令他不愉快的时候。退休的伤残军人笃义就不买他的帐，经常要和他唱唱反调，甚至唱唱对台戏。他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笃义就在会上说：“我知道，你家养了好几只鸡，为什么我一次也没有看见你把鸡蛋上交给公家，这算不算搞资本主义？”笃义是退休的残疾军人，他管不着，也不服他管，对于这样挑战性的言论，他也无可奈何。

　　他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他怕寂寞。没有对手、没有斗争的生活，他觉得乏味，他不习惯。

　　有一种强烈的观念支配着他，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其标志就是要让阶级敌人不能闲着，不能有好日子过，要地富反坏右这些人一时一刻都不得安生。有时一种方法斗烦了，他就换一种方法。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天没亮，他就到地富反坏右各家的窗户下吹口哨，喊他们起床。他不怕辛苦，他自己不睡觉，是为了让阶级敌人也睡不着觉。那些头上戴着阶级成份帽子，有了一把年纪的人，被他折腾得头昏脑胀，真是叫苦不迭。有人暗地里咒骂：“怎么不雷打死他！”这话当然不会让他本人知道。有成份好的人看不惯，公开说：“这不是故意折磨人吗?”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没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反而说：“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他们，他们舒服了，革命的人民就不舒服了。”对于他来说，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人，是一种本事，一种快乐。

　　有一段时间，他实在没有什么新题目了，寂寞得有些无聊。一天，他看着大伙出工，看着他们那副疲惫的样子，突然心生灵感，不禁为自己拍案叫好。

　　于是，他暗夜里像老鼠一样活动，到处观察谁到谁家里去了。如果有五类分子互相来往，就断定这是在搞串联，就是准备阶级报复。一次，天黑以后，富农分子雨楼到地主分子钥新家去坐了一会儿，他是去借把锄头的。这事被“草绳司令”侦察到了。第二天，他就把这两人在湾里示众，说他们在搞串联。弄得两人哭笑不得。

　　生产队出工的时候，他总是蹲伏在暗处，仔细记下五类分子干活的情况。比如锄地，哪个地主一分钟内锄了几下，比别人少锄几下；比如担粪，哪个富农一个上午挑了几趟，比别人少挑几趟；哪个偷懒，哪个怠工，他记得清清楚楚。集合五类分子训话的时候，他就会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举出许多例子来，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人，有具体数字，“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不由得你不低头。

　　他的这种“创造性”劳动，常使上级青眼有加，给予表扬。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草绳司令”搞的这套阶级斗争，竟也波及到了我们家。文革开始不久，我小弟志民才8岁。一天，他和地主的儿子谦益在渠道的倒虹管工地那儿玩，两人不知怎么就把水泥管接头处的几根细小的钢筋扒断了。钢筋比筷子还细。这事被“草绳司令”发现了，当即认为这是破坏水利工程，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要严肃处理。我家是贫下中农，志民年纪又小，他不敢怎么样，只是责令罚款10元了事。谦益是地主的儿子，对他就没那么客气了。罚钱，谦益家没有。“草绳司令”就带着几个人，把谦益猪栏里养的一头猪抬走。一头猪，对于辛辛苦苦的农民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物件。谦益没想到会惹来这么大的祸，急得要跳河。跳河也没用，猪还是抬走了。猪抬到娄底，卖了60元钱。“草绳司令”和同伙们，就用这钱，买了鸡，买了肉，买了鱼，买了酒，先在水管站大吃大喝了一顿。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草绳司令”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鸿运只走到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取消了，他就不再有什么作用，甚至变得一钱不值。他失落了，彻底失落了。他只能回到自己出发的原点，恢复到最初的本来面目。他劳动能力差，日子自然过得不太好。他得罪的人太多，许多人都懒得理他。因此，他的头越来越低了，遇见熟人也常绕着道走。

　　一次，他从河塘湾经过，有人故意问他：“草绳司令，那时你那么威风，如今过这样的日子，恐怕不太习惯吧？”他听了后，脸很红，做声不得，只好低着头，悄悄地快步离去。

　　我每年回家，都能和“草绳司令”打上一两个照面。他脸色憔悴，身子骨越来越干瘦，腰越来越弯。据我母亲说，他养的儿子是个无赖，不孝顺，一次在外面赌博输了钱，回家问娘要，娘不给，他就把自家房顶上的瓦都掀了。那晚正好赶上下大雨，“草绳司令”不得不半夜去商店买塑料布盖屋顶。说起这事，母亲感叹道：这都是报应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