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草袋子里装泥
下乡的时候，我在黑龙江省永丰农场一分场东山连任副连长，外号“大伯”。别以为我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其实本人身高只有157厘米，是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子，直到今天也没有挤进胖子的队伍里。这个绰号于外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我则是满满的青春回忆。
一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6年，正上高一的我已经在憧憬着奔向大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书念了，接着就是上山下乡。我迟迟没有报名，可当我把户口从学校迁回家里之后，里弄里动员上山下乡的锣鼓便敲到我家来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来了。这锣鼓声真是震撼心灵的，即便他们离去后，那锣鼓声依然会在我和家人的耳边回荡，就像一锤一锤直接敲打在心头上。于是便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乎不下乡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似的。在锣鼓声的煎熬中，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
在学校时，我和几个高二高三的同学很要好，他们有的当兵去了，有的已经下乡了。我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请他们给我出出主意。他们回信都是希望我能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我有个同学投亲靠友在上海郊区插队。一天我邀了另一个同学骑自行车跑到川沙乡下去找她，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用柴禾在灶台上烧饭，一起去了村革委会。我发现她劳动之余还在复习功课，让我好感动。我想，条件虽然艰苦，但只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困难总可以克服的。川沙之行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1969年7月我到里弄里报名下乡，很快就被批准到黑龙江务农。 8月末我终于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黑龙江兵团和农场的知青大多由各个学校的同学组成，而我们东山连的知青却来各个街道，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年龄跨度也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却有二十多岁。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在根本没读过什么书，有的则是高中生。所以有人就把我们东山连的知青称为“杂牌军”。
可能是得益于这样的“杂牌军”，使我这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鹤立鸡群。当时，我想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干好了，才能让父母放心。因此我劳动卖力，开会积极发言，加之我是为数不多的共青团员，又是女生中的大姐。大概是这许多因素的叠加吧，到农场不满一个月，上级就宣布由我担任副连长工作。
二
虽然当了副连长，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实在也是个学生娃，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要求自己必须在思想上、劳动上、生活上率先过关，给大家做出样子来。
我们连队是农工连，全连120人，男生只有三十多，其余全是女生，在一片称之为东山的高坡上种旱地。各种农活都是必修课，我这个当连长的自然全都要学会，而且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
每天我学着去处理许多事务，生产上的要学，思想工作也要学，最让我头大的是每天晚上的连队大会。要讲今天的出工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要表扬先进，指出问题，要安排明天的任务。在老干部的带教下，逐步也能掌控了，站在那儿脚不抖，声音不颤了。
夏季，为了预防山洪，农场组织加固拦河坝，我带队参加了会战。大堤上，人们有的挥锹铲泥，有的张袋装土，有的推车运输，有的在堤下码袋。我光着脚丫下到烂泥里，又是挖土，又是推车，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往草袋子里装泥，然后要扛上车。一般扛袋的都是男同志，可我们连男的本来就少，我就带头扛。那草袋子装满了泥土死沉死沉的，少说也有一百多斤。趁着掀袋的二人把草袋提起时，我低头哈腰就往下钻，借着悠劲一伸腰，草袋子便稳稳当当地站在我肩上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敢与男生比着干。
我们农场的一分场是种水稻的，每年初春都要平整水田，我们经常去支援他们。记得第一次去时，面对结着薄冰的水田，姑娘们都面露难色。是呀，我们还穿着棉裤呢，光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心里难免打怵。没得说，我必须第一个下水。我脱鞋挽裤，咬着牙把脚伸到水中，脚下踩着冻泥，冰喳扎着腿肚子，真是刺骨的寒冷，唯一的办法是卖力的干活，用身体的热量来战胜冰凉的水。
连队搞基建，要上山采石。在别的连队，那是男人们的活儿，但在东山连，男人的活女人也得干。我们连的采石场上，男生负责打眼放炮，女生负责搬运抬石。我们二人一根杠子，用一个铅丝套，往大石块上一套，抬起来就走。遇到特别大的，我们就有四个人一起抬。我常常当“杠头”，领着大家喊号子：“抬起那个石头——”“嗨哟！”“朝前走呀——”“嗨哟！”时至今日，我耳边还是会时常响起那高亢嘹亮的劳动号子，想想都会笑——那不就是个女汉子么！
三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一个女生多于男生得连队，那么多来自大城市的女孩子凑在一起还不热闹死啦！我该怎么做才对得起组织上的信任？才对得起姐妹们呢？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我当然要多为姐妹们着想，因为我也是女人。
我们刚到东山时，没有宿舍。男生住在帐篷里，女生就住在牛厩里。一个好大的牛厩，被打扫弄干净后请木匠沿墙四周钉了板铺，墙上做了一圈木架子。我们每个人70厘米的宽度，上方的木架子是放箱子的地方。铺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地，中间有二个大炉子烧火取暖。八十多个女生住一屋，常会有些小摩擦小矛盾，但我还是愿意和姐妹们住在一起，既热闹，也可以及时了解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第一年秋收，就赶上连绵的阴雨天，还没收完的大豆，很有可能倒伏在地里，发芽霉变，必须动用人工来收割。九月的天气已经渐凉，我们都已经穿上了夹袄。一天下来大家都浑身湿透，里外没有一处干的。这样对战士的身体很不利，特别对女孩子的伤害更大。偏偏食堂里连生姜都没有，没办法给大家熬姜汤。我就和老连长商量，看看有什么办法来保障女孩子的健康，经老连长授意，我决定用老乡的土办法，喝烧酒来祛寒。我就安排每个班拿锅子到连队的酒坊去打酒。那时连队酒坊跟所有东北老乡一样，自己用高粱酿造土烧，味浓甘烈，喝一口，呛得嗓子直冒烟，城里来的女知青哪喝过酒呀，更别说这么浓烈的“老白干”了。我知道大家心里很不情愿，可是眼下的条件我们只能这么做。我也从未喝过酒，但我知道我必须带这个头，于是我就着罗卜丝白菜喝下了第一口纯正甘爽的高粱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姐妹们在一片笑声中也接受了这个原始的祛寒方法。那些日子，我们宿舍里挂满了湿的衣服，却完成了抢收工作。
四
我们连队事挺多的，个别男生常会惹事，干活偷偷懒，有时还会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女生更不好管理，唧唧喳喳，个别人惹事生非。怎样树立连队的正气，害怕是不行的，除了会上分析问题讲道理，会下谈心和关心，双管齐下。但绝不背后弄人，这也许是我作为副连长能站得住的原因之一。
连队的女生多，我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执行“例假干轻活”的制度，凡是来了例假，都有二天不干重活的权利，此举得到众姐妹的拥护，但也被一些心计不良的人利用，农忙时来例假的人突然多了，有的甚至一月来了两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引起领导班子的注意，我就安排卫生员排查，严惩弄虚作假者，维护了妇女正当的权益。
那时有个上海女知青，个子高挑，但脑子简单，文革剥夺了她起码的受教育机会，致使她行事蛮横，总想做老大。一天，干活时她和一个男知青发生了一点矛盾，觉得吃了亏，收工后找了二个她的男邻居助阵，直接到男宿舍挑衅闹事。我接到报告，赶了过去，见她双手叉腰，嘴里骂骂咧咧，对那个男生推推搡搡，一场恶斗一触即发。我本来就看不惯打架斗殴的事，心想连队一定要有正气，决不能让歪风邪气当道！“住手！”我大声喝令着跑上前去阻止：“你有啥资格跑到男宿舍来发威，这是连队，出去！”她感到好没面子，对着我：“有啥了不起！阿拉都是一个车厢来的，脚碰脚。”“对！一个车厢来是脚碰脚，但不懂道理不讲道理我们也脚碰脚吗！出去！”之后，我让班排长分别找他们谈话，我也在全连大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霸道行径，二个男生认识错误后写了检查，这个女孩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也认了错，作了检查，表示今后一定改正。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连队的老干部一直支持我，给我打气，叫我理直气壮地干。
我们连队的上海知青傅国资在执行追捕任务中光荣牺牲，我们领导班子抓住这一契机，开展学英雄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连队风正气顺，生产、战备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五
青年人在一起工作生活，难免会发生谈情说爱的事，我这个副连长，还有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避免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发生出格的事。我岁数虽然大了一点，但毕竟没有恋爱经验，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记得有一件至今让我忍俊不禁的事：一对男女晚上外出很晚才归，有人发现女的双颊绯红，神情亢奋，怀疑他们行不轨之事。连里让老干部s 协助我处理。我们找那女孩谈话，她就是不张口。我意识到有大老爷们在场，小姑娘哪能开口说此事呢。于是我就用上海话问她，她被逼急了，就说了一句“kiss”,我不明白，就盯着问是啥意思，那女孩红着脸说：“就是接吻！”我这才恍然大悟。老s问你俩嘀咕啥呢？我赶忙想了个借口把话题岔开了。当我明白他俩仅此而已时，才如释重负，但还是叮嘱她千万不可越雷池，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没有再为难她。
还有一次，场部布置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是女干部，理所当然由我去做，可我什么也不懂，只好在妇女会上照本宣科。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妇女跟我说:“俺也不想多生娃，听说上海有种药，一吃就不生了。你回上海帮俺买点成不？”我马上答应了。在上海我到药店去问，营业员说：“这药是在里弄里免费发放的，你去找他们要。”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已婚妇女，羞得我扭头就跑，生怕被熟人看见。
你看，那时我连“kiss”和避孕药都不懂，是不是太难为我了。
六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再不是柔弱的小女生了，我慢慢地变了，变得强壮、粗旷，还有点野了，也变得成熟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大伯”。开始心里有点不乐意，我一个姑娘家的，怎么能叫大伯呢？多难听呀！可是怎么也阻止不了，也只能随他去了。
八十多人的大宿舍里，有人哇哇地大叫“大伯！我箱子里钻进老鼠啦！”我会义不容辞地戴上手套到她箱子里去抓老鼠。
一次收土豆，有人在垅沟里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姑娘们吓得哗啦一下大家全跑开了，谁也不敢凑上前去，这活儿准是我的。我毫不犹豫拿起二尺子走上前去，勾起头骨扛在肩上，一直扛到大草甸上把那头骨埋了。
从小我奶奶教会了我裁剪和缝纫。“大伯，帮帮忙吧——”姐妹们常会这样求我帮着裁剪衣服，但做得最多的是假领子了。我这个“大伯”还教她们利用火墙铺硬衬做鞋底，甚至绣枕头呢。
在农场最苦的活就数“起麻”了。麻绳是怎么做成的，我们以前一无所知，但在北大荒亲自做过这活儿，就知道其中的辛苦了。麻杆割下以后，放在水泡子里浸泡，直到初冬，被沤烂了，再从水里捞出来，然后扒下纤维，搓成麻绳。其中到水中捞沤烂的麻是最辛苦的环节。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冰冷刺骨，烂麻发出一阵阵臭气，熏得人恶心。我怕姑娘们在冷水里身体受不了，所以一次次下到水里去捞麻捆麻，然后喊着口号让岸上的姑娘们拉上去。实在太冷了，喝一口“老白干”暖暖心，烧一堆篝火烤烤身。战友们说一声：“大伯，你真行！”我心里就美滋滋的了。
连队的艰苦生活，锻炼了我，也锻炼了每个人。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那苦难的岁月、艰辛的历程。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人那些事，始终是我最难忘的，他们一直激励着我克服困难，战胜自我，勇往直前。那一声声“大伯，大伯”的呼唤，也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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