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打草袋子
我对父亲说，我的新书《长势喜人》就要出版了。父亲说，那我得好好看看。可是父亲看不到我的新书了，2003年7月2日清晨四点零五分，六十五岁的父亲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在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大妹在病房陪他，九点多钟，他从昏睡中醒来，几天来他总是在昏睡之中，这样也好，免了许多痛苦。我服侍他吃了一个杏子，却发现那个小茄梨快要腐烂了，大妹跑去买了梨回来，刚好护士准备关楼道的门，父亲感叹说，我五个孩子，都借了力了。当时我为什么不让妹妹买苹果呢？父亲最后吃的是梨。梨和离谐音，我知道我是迷信了。前两天，小妹对妈说她感到有点不对劲儿，爸爸比前几天爱说话。也是两天前，妈妈要给他换衣服，爸说不用换了，过两天他就出院了。在家里，二姐不慎将爸吃饭的碗打碎了。在他最后的几天，只要他醒着不说话，他就翻来覆去看手，他的手有些僵硬发白，大妹问他，爸，你总看手干什么？爸说，手纹乱。爸又看窗外，看氧气嘟嘟地冒泡。那天下午，长春下了几年来罕有的大暴雨，我得知在老家我的三叔也进入了弥留之际，三叔最后常做的动作竟也是翻来覆去地看手。桩桩成谶，可我还以为他还能和我们多呆上几天。
父亲吃了梨，我又陪他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就忽然呻唤起来，他叫得没有平时有力，却一声紧似一声。我们慌起来，找医生打了杜冷丁，可止不住痛，他佝起右腿，身子抽搐着，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走廊里徒劳地来回走，我实在不忍心听他的叫声，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患的是癌症，而且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那晚一共打了三针杜冷丁，一针吗啡，父亲一直疼到天亮，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定，他重又昏睡过去。中午时三舅从乡下来，给父亲捎来了鲇鱼，三舅在他的耳边喊他，他似乎还知道，可是三点钟过后嗓子里却起了痰，是那种白色的口沫。过了晚上七点，痰液越来越多了。妈说情况已经不好了。又过两个小时，医生来测过脉搏，发现父亲开始心衰，立刻用了一点强心的药物，父亲的心脏跳得又有了力量，可是过了半小时，他的脉象重又不稳。医生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但他说用了药病人也许能挺到天亮，问我还用不用药？我感到命运向那个最低点的滑行已经开始加速度，父亲正在准备离开我们。无论怎样有心理准备，这一刻来临时仍不免大感突然。医生向我介绍有关“穿衣服”的事项，并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我看见那上面有“病人家属拒绝抢救”的字样，既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再做任何努力都是徒劳，那我没有理由让父亲再承受痛苦。我签了。好心的医生将我带到他的休息室，好让我哭出来。最困难的时刻来临了，我相信父亲希望我坚强些，我同意取下抽胸水的管子和导尿管。终于熬过了凌晨一二点钟，我们有时在父亲的耳边喊上几句。
我们都相信他的意识是清醒的。我对父亲说，爸，没事，爸。我想他这会儿或许会紧张，我不能让他独自承受死亡将至的恐惧。我们看见他的眼角有时会流下一滴泪水。他颈上的脉搏也不清晰了，我和医生商量联系殡仪馆的车，我不记得是谁来喊我，我跑回病房，妈已经招呼大家给父亲穿寿装。我听见妈招呼着父亲让他等着，父亲的身体瘫软，但母亲说他点了头。穿了寿装的父亲躺在那里，我大声地对他说，爸，你挺好的，咱家也挺好的，都挺好的，儿子会把所有的事都办好。我看见父亲流出了两行泪水，我从父亲的鼻孔取下氧气管，他又安静地喘了几下，然后呼吸静止。医生对我说该让殡仪馆的车来啦，我看见天竟然大亮了，我忽然间意识到，父亲是为我而坚持到天亮的，因为，他知道晚上我处理后事不方便。
离开医院是在早晨四点四十分，舅舅告诉我，父亲走的时间是四点零五分。灵车慢慢地在晨风中的街上驶过，我曾许多次看见过灵车驶过街道，但这次坐在车上的是我，我在送别我的父亲。我看见有那么多晨练的老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比父亲年纪大，那一刻，我生出了妒意。灵车在南湖新村的楼下驶过，是为了让父亲再看一眼他的家，我们的家。灵车驶过伊通河上的大桥，我看见河边公园晨练的老人更多，他们在晨风中都那样的快乐。路过中日联谊医院，我看见天空中飘飞着灰色的鱼形风筝，那风筝一定是有颜色的，可我看到的只有灰色，灰色的鱼儿在空中摇摆。灵车离开环城路，驶上去殡仪馆最后的一段路，我看见太阳出来了，那么红，那么大。我看见殡仪馆的塔陵和烟囱了，在太阳下面，衬着灰红相间的云，还有树，还有路过的桥头的唢呐，还有撒开的纸钱，还有，爸，这是儿子陪您走的最后一段路。爸，我就要把您单独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了。
我很庆幸在父亲最后的半个多月里能每天陪在他的身边，他一直拖着不肯去医院，他对医院已经感到绝望，对他出入那么多次的吉大三院肿瘤科尤为痛恨，他记恨在他上次住院最痛苦的时候，那儿的值班医护人员态度消极而且毫无办法。父亲见我想送他去医院，甚至说，你是怕我死在家里房子卖不上价吗？我知道他是用这种刺激的话来拒绝我，再去医院就不可能回家了，我的心里也不愿他离开家，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给他做完。我给他买来几片VCD，有《南征北战》、《侦察兵》，还有《渡江侦察记》，他勉强看了两个片子，他已经坐不起来了，只要咳嗽就会随之呕吐，然后就呼吸障碍，憋得死去活来。我知道，他的左肺已经不张，右肺的瘤子也快要长满了。不止一个医生告诉我，父亲最后可能会憋死，而且会极端痛苦。到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氧气也会不好使，能采取的措施就是让他昏睡以免痛苦。我的医生朋友是这样表达的，就让老爷子平静地睡过去。
看来长春是治不了我的病了，北京的大医院也许行啊？父亲故意说得随意，但我知道他还抱着一线希望。我只能说，各地的治疗手段都差不多。那就完了。父亲的声音很轻。爸，你知道吗，如果有治，我赔上我的生命也愿意让你活下去！我即使满足您去北京的愿望也是徒劳啊。在家里的最后几天，我把壮壮带去，父亲一遍遍地重复着他的遗憾，他没有机会和小孙子玩了。他说，小孩子要到五岁才能记事。我知道，他是在想他的小孙子会对他没有记忆。让他忘掉痛苦，那怕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只有他的小孙子壮壮这一味“药”了。六一那天早晨，父亲特地让妈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带壮壮去公园里玩，去年的儿童节，他在公园里看见那么多人都带着孩子在公园里就想着今年这一天了。几年前他就和妈妈“设计”他们的晚年，他最大愿望就是用小车推着孙子玩。壮壮给爷爷做鬼脸，父亲忽然哭出来，爷爷不能和你玩了。他对还不懂事的孩子说。
我的同事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说，他说话的每一分钟都很艰难。我的眼前总是出现父亲愁苦的脸，父亲说，这可咋整啊。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连下了两天雨。二十四日一早我去肿瘤医院办完了住院手续，父亲又在家里坚持了一天，二十五日，必须送他去医院了。120到了，将父亲抬出房间时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早晨七点十一分。我总想记住那些个关键的时间，灵车拉着父亲最后一次走过家门的时候，当时我也记了，是四点五十几分还是五点零几分，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在殡仪馆告别父亲，我让妻子扶母亲先走，等我回头，发现父亲已被推走了，我没看见他离开的最后的一刻，我为什么这样昏头昏脑呢？
在医院里，医生在父亲的左胸抽出二千多毫升积液，加上氧气的帮助，他的呼吸暂时得到一点缓解，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插着管子，他无法翻身。这时他说得最多的话是后悔能够行动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他责备自己还是没有勇气。你花得起钱，我遭不起罪了。在他走的前三天，他还对我说，我有一个好儿子，要不活不这么长时间，可也遭不这么大的罪。他说得那样充满感情，又说得那样无奈。上一次在吉大三院住院，一个晚上，他真的准备上吊，被母亲及时发现制止了。母亲责备他，孩子这样花钱给你治病，你要是这样死了，人家不得笑话他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那么火爆易怒，他那样刚强的一个人，却被消磨至此！父亲尤其不能忍受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问题，他只让母亲一个人帮他做这些事，而且儿女都不能在跟前。父亲不肯给我再添一点麻烦，即使他不肯吃药，吃不进去东西，只要我劝他一句，他就会答应。他的眼睛毫不掩饰对我和小妹的喜爱，他的思维也清晰得很，他惦记着我的工作，给我出主意。我意识到和他的语言交流真是太少了，以前我回老家去，他差不多总是身在醉乡，他本来就嗜酒，我一回家他更高兴，就要再多喝一点。
去年的正月初八，我和父亲一起坐车离开村子，父亲要到镇上去修牙，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健步如飞的样子。我回长春两天后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一早起床右臂竟然断了。
更可怕的消息接着来了，父亲的病怀疑是肺癌，而且已是晚期。将父亲接来长春是在正月十四，当晚一家人在外面吃饭回来，满城都是烟花，我们的车不止一次地停下来，等摆在街头的鞭炮燃过。我安慰父亲说他被诊断肺癌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次也一定是误诊。四年前父亲在喂猪的时候伤了右臂，拍片时发现右肺上有一小块阴影，当时的诊断是肺癌骨转移。我火速赶回家，车行路上，我的鼻血猛地流出。家里一片悲伤的气氛。那次把父亲接到长春，结果是县医院的片子拍虚了，右臂好好的，只是干活抻着了。但肺上的阴影仍然无法排除是癌。命运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我们想起来父亲上次患脑血栓住院时拍过一个胸片，记得肺上好像就有一个小白点。我和妻子当医生的二姨到医院的病案室去找档案，就在我们快绝望的时候那张片子竟然找到了，我记得那是下午三点钟左右，走廊里十分阴凉，两张片子的白点一样大小，父亲当兵时开过山洞，曾经咳出过石灰面子，而且两年多没什么变化，更因为骨头上的问题已经排除，我当时以手加额，欣喜若狂。如果我当时再慎重一些，如果我带他多去一家医院，可是没有如果。后来人们安慰我，说当时有可能真不是癌，可我无法原谅自己，我当时是被一个癌字吓住了，我的疏忽和无知可能让父亲失去了治疗的机会，这让我终生抱憾。父亲是农民，可他让我读了书，我应该知道外面的事情。就在四年前我还自得父亲没白让我读一回书，那次是姑姑到长春来，聊天时说到父亲正喝着酒忽然摔倒，嘴也歪了，但在炕上躺一会儿就好了。我大吃一惊，父亲是得了中风。那次因为用药及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这一次，我却无法挽留住父亲。
父亲得病以后，凡是报刊电视出现癌字都会立刻吸引我，但十七个月的求医问药，也真让我领教了什么叫做癌。这个字强加给你的痛苦让你的心理难以承受，而且那些药物的疗效都不可靠，而且，你不能放弃。父亲的病我瞒了他一年多，我骗他是骨质增生，肺上的东西也不是癌，但怕它癌变。父亲也不是没有察觉，他只是不愿真正面对。可真正能面对的又有多少人呢？我看过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日本有一个女作家写了几本关于癌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不要和癌症做斗争》，可不斗争又怎么能行呢？父亲最后出现右臂淋巴回流障碍，胳膊不断地肿，我跑遍了长春的医院，又让朋友在上海咨询，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办法，可病情不断发展的后果却是既定的，最后会肿到皮肤爆裂。那些天我一面安慰父亲一面无望地奔走，我买回来中药，父亲吃了上吐下泻，如果不是这样折腾他的体力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可是我不能坐等那一时刻的来临哪。我唯一庆幸的是最后父亲走得很平静，没再出现医生告诉我的情景，我真的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处理父亲后事那几天，我的脑子总是木木的，我感到一切都匆匆忙忙。七月四日，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完毕，来送他的亲朋们刚一上车，暴雨就倾盆而至。等待父亲骨灰的那段时间，雨一直在下，我默默地看着雨中向上飞起的清烟，殡仪馆有点大工业的光景，哪一缕清烟是父亲的呢？人生竟然这样简单，却要承受那若干的苦痛。去取骨灰时雨已变得很小了。我无法忍受殡仪馆附近那些吃殡葬饭的农民的叨念，她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你的身边，在你收骨灰的时候她们也会出现，你捧起老人的头骨，她们竟给你叨念起什么头骨好后代聪明之类的话，我给了她们钱，终于忍不住让她们滚开。我不能忍受在这种时刻的纠缠，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别人的生死？可我失去了父亲，我再也不能见到他，见到他的笑脸，听到他的声音，要想见他只能捧看照片，或在梦中了。
父亲火化三天后，是传统的“圆坟”的日子，我和母亲还有姐妹们去祭奠他，从烧纸处出来，一个蜘蛛忽然掉到我的头上，然后又落在父亲的骨灰盒上面，大姐说，这是父亲表示他很知足吧。父亲知足吗？他是一个农民，他没有那么多的理想，他活得那么简单，那么实在，他唯一的祈盼是儿女们过上好日子。爸，我知道你遗憾没和我们多过上几年，操劳几十年以后却没享受到更多的天伦之乐。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傍晚，我和父亲离家前往长春，父亲送我去上大学。此前我往东走过二点五公里，向西走过五公里，向南走过三公里，那是我小学毕业去做爆苞米花生意时走过的路。最远是向北的朝阳镇，县城离我家五公里，我是在县城读的高中。我要上大学了，父亲和母亲带我去商店买衣服，他们选中了一套七十块钱的西装，我坚决不同意，在他们的坚持下，我的第一套最贵的衣服花了四十二块钱，这在当时是我无法想象的。我和父亲半夜在朝阳镇上火车，然后在梅河口换车，第二天早晨才到长春。车上十分拥挤，没有坐的地方，父亲让我坐在地上，他一直站着。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我的嘴上起了泡，上火加上几夜没有休息好，我入校体检血压低不合格，父亲带我去饭店，给我买了一盘醋糖刀鱼，又看着我睡了一个午觉，下午体检终于过关，父亲也要走了。我送父亲，我们步行去火车站，父亲一路上话很少。到了车站，父亲笑着和我告别，让我再坐上学校接新生的车回校，告别父亲时，我看见他蹲在一个广告牌的下面，样子十分孤单。几天后，妹妹在信里告诉我，父亲一进家门就和母亲相对而泣，他们想我。父亲再来长春是在一九九零年十月，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日报》印刷厂工作，父亲患了附睾炎，很惶恐的样子，让父亲住进医院，我忽然感到，父亲老了，不再像我印象中那么坚强，我和父亲在生活中的角色要换位了。
当年父亲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从大姐到我，只要在外面受了欺负，就会立刻喊出“回家找我爸”，连老师也惧他三分。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被别的孩子打了，很不体面地往家跑，老师忙着找来大姐，一直追到生产队的猪圈那才把我拉回学校。我六岁上学，是村小最小的学生，说是“仁义”，实是胆小而且体弱，又总是胃痛，小学四年级以前父亲经常要背着我到朝鲜屯去针灸。加之“文革”遗风尚存，几年前家长们斗出仇了，小孩子难免要受影响，被欺负的事也确实存在。我在小学的“表现”，父亲真是大有“功劳”，当时学校有“实验田”，每个学生假期都要交几十斤粪，我总是超额完成，两个姐姐完不成任务，老师来和我商量能不能“支援”一下，父亲每天早晨出去帮忙捡来的粪都让我一个人交了。父母和我“商量”我是绝不会同意的，姐姐们竟也不争，因为我是家里的“人种”嘛。“人种”是父亲造出来的词，意指传宗接代。几个孩子中间，父亲在吃用方面从不偏心，估计在心里一定还是“偏”的。父亲喜欢男孩。
连生了两个女孩，父亲沉不住气了，二姐到现在仍在说父亲给她起名叫杰是为了把女孩“截”住。描述我来到这个世上，每次父亲都说哭着喊着生个儿子，母亲说你听谁哭谁喊了？但我的出生确是险些要了父亲的命。父亲贩来香瓜，高高兴兴地去镇上给母亲换鸡蛋，结果大柳河涨水，他一手举着瓜篮，一手拍水，走在河中间时已经绝望，不知怎样才脱的险。父亲想再要一个男孩，但乡下已经开始“计划生育”，公社来家里做“工作”，父亲是队上的会计，他和母亲商量“躲”的办法，那些天家里真的是好紧张，母亲教我怎样回答工作组的问话，记得邻居来我家玩，我告诉人家说，工作组来了我妈就藏到小屋去，我妈说不能说呀。妈说，你连那不说都说了。母亲到山里的二叔家去了，女人不在家就给男人做结扎，父亲也得走了。父亲离家是在一个清霜铺地的早晨，他给我们炖了一二大碗肥肉，“虎一块”，父亲鼓动着我们。后来母亲做过一次引产手术，结果那真是一个男孩，父亲一直说他只有我这一个男孩的命。小妹在一九七六年出生，母亲做绝育手术那天下午，我在十字路口看见父亲用手推车推着母亲，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记忆中父母经常吵架，但我还是认为他们的感情很好。手术就在大队部的办公桌上进行，做完手术的妇女都集中在大队的两铺大炕上，我记得炕上躺满了人，那一次全村的妇女差不多都“做”了。
我成家以后父母一直盼着我要个孩子，母亲说她和父亲经常看孵在炕上的小鸡崽，每次看都说，这要是有个孙子看多好。我问父亲，爸，我要是生个女孩呢？父亲说，那也没办法呀。父亲喜欢男孩是有名的，村子里的小小子们总是老远就喊他爷爷。他脾气那么暴，却最看不得大人打小孩子，你把小孩子打坏怎么办？这时候他不分姑娘小子。我妻子的预产期是去年的四月份，二月份父亲查出癌症，我的心情因此就更忐忑。最后一次体检，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我还是没敢告诉他，我怕仪器不准，那岂不是让他更失望？我的儿子出生还真的有一些波折，我和费迪的血型竟然不合，我们都是o型血，可妻子是RH阴性，这样两个人的结合生的孩子有可能出现新生儿溶血。我问医生发生这种灾难的概率是多少，医生回答摊上就是百分之百。医生说得没错，这意味着出了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孩子了。老天保佑，我们逃过了一劫，我的儿子健康而且长得虎头虎脑，具备一切讨人喜欢的特征。焦急地等在家里的父亲听到有了孙子的消息哭了。父亲如愿以偿，他有了孙子，可是他却没有机会享受膝下弄孙的快乐抱撼而去，奈何，奈何。
父亲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变命运，但他最后成了一个农民。父亲知道当农民的艰辛，他对我的期望是“当个小学老师，不下庄稼地就行”。一九八三年，我们家盖了砖瓦房，那是村子里最早的砖瓦房之一，当时花了六千多元钱，到了今天我也想不出父亲是怎样攒下这么多钱的，后来母亲告诉我家里拉了饥荒，那也不容易呀。我小的时候家里的箱子底还有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母亲不敢往外戴，那时候家里能有块表也是了不得的事啊。家里盖了新房，我可敬的父亲朴素的想法是把西屋留给我结婚时用，他和我“各占一头”。再早几年，当时有人要和他给我订“娃娃亲”，我和那个女孩在房后的石头堆上玩，旁边拴着的牛在杨树下倒嚼，树叶哗哗响，天清气爽，我记得当时心里有着很奇怪的感觉。父亲拒绝了那门“亲事”，我猜他心里对我的期望比他说出来的可能更大些。
我曾经两次向父亲描述我的“理想”。第一次是在阳光明媚的地瓜地里，我们正在给地瓜翻蔓子，我向他要钱去参加长春的一个文学讲习班，报名费是十二块钱，我向他许诺我很快就可以赚回稿费，我当时小学毕业，迷上了写诗。第二次向他描述前景是在高考之前，我告诉他我要报考中国政法大学，考上之后我就继续考研究生，将来从政当官，能当多大当多大。那天村里停电，我们在油灯下面进行对话，但主要是我说，我没去看父亲的脸，但从他的呼吸听得出他十分激动。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喂猫的。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没有成为“老虎”，父亲希望我能“当官”，中国的老百姓没几个不希望子女“当官”。可我也没做“耗子”，并且也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毕竟是十里八村考出去学生中还算是“混”得不错的，父亲一度因我十分自豪，人前人后多喝了不少酒。
父亲有一张当兵时的上色彩照，梳着分头，十分帅气。他当的是炮兵，复员时是代理副排长。父亲说他高小毕业，在部队很受重视，他超期服役一年，转业时部队正准备送他去炮校深造。你爷爷几天一封信催我转业，说他在家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让我回家帮他。老人眼光太重要了。父亲叹息说，我是不会连累你们的。父亲复员安排了工作，在公社做事。恰好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通化铁路当乘警，当时的公社领导很器重他，说什么也不肯给他开证明，他和人家吵翻了，终于拿到了介绍信。结果通化没有去成，他碍着面子不肯再回去工作就回家当了农民。他成家后带着母亲去山里住，他们挣命地开荒，母亲到现在还在说他们在山上干活时遇上雷雨天，他们往家里跑，雷就在身后一个个地响，地上一团一团的火光。父亲又有一次机会，当地公社又让他去做事，这时爷爷又来信了，让他回马家屯去帮他，没等他回信，搬家的马车已经到了，他又一次“听了话”，终于成了一个农民。天南海北的哪都有，咱可不二五眼。我小时候听父亲喝酒时说他的“光荣历史”，讲他怎么开炮，怎么给连里赢得荣誉。和他喝酒的人都愿意听他“吹”，父亲的口才还真不错呢。生产队那些媳妇都愿意听他说话。母亲开他的玩笑，父亲自豪地说，那咋的？父亲说将来会电灯电话，当时村里人不信，现在已成现实。父亲说将来会用大炮栽稻子，这不可能实现，我估计他是在说笑。
我没见过父亲的幽默，我见的最多的是父亲的“奋勇”。他在生产队当会计，比队长说的还要算，比谁都负责，他又脾气不好，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事就常有，几乎就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母亲总是担着心，只要房前屋后传来吵骂声，母亲就很慌张。快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可能是母亲熟悉父亲的声音，差不多总是父亲在和别人吵。他总是因为“公家”的事和别人打仗，母亲说他“虎”，但他拿着铡刀往外冲的样子真是太凶了，惊心动魄，没有人能拦住他，对方吓瘫了，几乎跪下求饶，父亲没出人命至今我也认为是幸运之事。我童年的记忆还有父亲和粮食所的人算账时使劲儿喝酒，他为了队里的人多吃上几斤返销粮。他当会计的“手把”好，其它几个队的会计账算不明白都来找他。联产承包了，父亲不太情愿，因为“集体”没了。很快他就当了社长，我上初一时穿过一件深紫色的大背心，那是父亲当选全省先进的奖品，上面有先进工作者的字样。父亲的事迹还上过报纸，是村里一个教师写的，他总去找父亲要稿费。父亲说，我是上了报，可我没得稿费呀。我参加工作后曾找过那份报纸，没有找到。我的两个舅舅家和三个叔叔家都在村子里，父亲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他总感到很为难，选举时叔叔们竟去选别人，这一定也让他伤过心。母亲又不同意他再干了，因为村子里的草垛总是着火，人心已大不如前。我们几个孩子也劝他不要惹那个气了，父亲终于做出决定不干了，乡上的领导轮番做他的工作，把他请到别的村子去喝酒，几个主要的人物都出了面。父亲喝多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连当了几届社长和治保主任，他退出的那届任期还有三年。他在病中多次给我讲如果他是党员就会当上支书，又讲起乡上对他的看重，言下大有不甘之意。我忽然间意识到他当初的选择是多么艰难，我们都干扰了他的生活，如果是现在，我不但不会劝他不干，相反会支持他。
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愿意过城里生活，可父亲更喜欢乡下，如果不是有病，他是决不会进城来的，他说他要“坚守阵地”。五一节前，他坚持要回家去看看，我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也鼓励他回去。他回了，他围着我们家的稻田走了一圈，他好长时间没走那么多路了。我把儿子也带回乡下，村里的路窄了，路边堆着沙石和垃圾。父亲叹息说，这路是我修的，都垫了沙子，那时候没有人敢往路上扔垃圾，扔了的让我看见不让他。谁像我那么干呢？我把村里的欠款都还了，还攒了不少家底，现在都没了。村子里的确不像从前了，大姑娘小媳妇好多都进了城，说是去当“会计”，她们中大多没有文化，她们有人往回寄钱，家里游手好闲的丈夫拿上钱去赌，或去和人鬼混。村子里听不到狗叫，鸡都不多了，要在正房里养着，这也挡不住贼们。出去的女人也有不寄钱的，有几个干脆几年没了音讯。每当我看见报上有死亡的不明身份的女子，总是想起她们。乡风日下，村上的人大多不孝，有一家父亲死了，母亲患着浮肿病没钱治，逢人便讲，我儿子让我找人家，我这样的谁要我呢？遇上红白喜事，去帮忙时妇女们都带上方便袋，客人没吃完就把菜碗倒空了，说是回去给孩子吃。不好的习惯导致肺结核大面积蔓延，几乎就成了结核村。长白公路开通后，每年村上都有人死于车祸，其中包括我的四叔。人们说村子的风水已经坏掉了。五一时我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发现当年树木繁盛的河套变成了真正的乱葬岗子，河水几乎断流，树也差不多砍光了。玉米种到坟前，你刚栽上一棵树，转眼就被砍了去。四叔前年死于车祸，妈告诉我，父亲和四叔的祭日是同一天。父亲走的第三天，三叔也在老家病故。有人告诉我，你应该找人给看看，是不是茔地犯了什么说道。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几年来接连失去亲人，让我也很惶恐。父亲临终时告诉我他不想回老家去，那么不愿离开老家的父亲竟然这样说，让我更感沧桑和凄凉。在他离家进医院之前，他说要是他死了，我就趁没人时去南湖公园里挖个坑把骨灰一埋就行了。我安慰他，事情没有那么悲观，等他出院后我会和他一起到长春的周围去转，让他自己选一个好地方。我一直认为，父母的家才是你的家，而你的小家只是“宿舍”，是你子女的家。父亲走了，我的家空了一半。
记忆中看见父亲第二次流泪是五叔当兵，那是一九七六年冬天，五叔是从后院走的，园子边高大的杨树在雪里十分枯瘦孤单，父亲送走五叔一进屋就趴到炕上大哭。爷爷让我父亲回家帮他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父亲确实将责任都担了起来，在家里的三个叔叔的婚事都是他一手操办，为了给几个兄弟说媳妇，他可真是动了很多心思。五叔在军队要入党，队伍上来外调，村里有人没给说“好话”，说我爷爷是“狗腿子”。父亲听到消息立刻找去，讲自己就是复员军人，如果家里有问题他怎么可能当兵？他感动了来外调的人。父亲在“文革”中挨打是因为大舅，他事先知道大舅要挨斗，局面难以控制，他留了下来，站出去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被关了起来，晚上他拿起看守的枪，准备“把那些坏蛋都突突了”。父亲说他想起了我们几个孩子，他终于放下了枪。母亲总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正经行呢，什么矛盾论实践论一套一套的。父亲在看场院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我是见过的。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我倚在她的腿边听她和那些文盲妇女一起背《老三篇》，母亲说，领着学习的就是父亲。父亲竟然有几年结巴了，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大群结巴，彼此影响，在我们家里研究事，一个比一个说话费劲，嘴冒白沫的，下巴乱动说不出话的，他们大呼小叫，看着彼此还一阵阵儿地笑。这些人大多故去，父亲在去世的前三个月，总是梦见他们来找他。这么远他们还找到这儿来，估计我也快了。父亲说得十分伤感，看上去那么无助。
父亲把他当兵时的领章帽徽保存了很多年，和转业证放在一起，我小时候经常拿出来看看。父亲很遗憾证件被换发过一次，新证件将他在部队的立功受奖情况取消了。父亲说他得过四次队前嘉奖。第一次是打靶，父亲当的是炮兵，他是二炮手，一炮手连开两炮指定目标都是“未见弹”，但炮弹打到了指挥所的前面。连长吓坏了，传下命令，说一炮手“牺牲”了，让二炮手上。父亲一炮命中，上面传下话来，说这一炮打得真准，如果是这个人瞄上指挥所大家就没命了。开总结会，连长喊，刘永春出列，当众宣布嘉奖令，并记三等功。第二次第三次也都是开炮和打枪，父亲的第四次嘉奖却有些不同，他们连帮老百姓去收山葡萄，他扛了最大一个筐装得满满的，故意跑到了别人前面，连长说，哪个小伙这么能干？开总结会，刘永春出列，又一次队前嘉奖。父亲讲得很自豪，也讲出了他的童心和争强好胜。我不记得是哪年了，我和姐妹们重新安排家里的照片，我们把父亲战友的照片大部分扔掉了，只留下几张他经常提起的。几年前，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竟是父亲的战友，母亲目睹了他们相认的激动场面。后来她当笑话讲给我，说你爸见到个战友两个半大老头拥抱在一起，战友混得也不好，也不知真会算假会算。父亲说，我还不知道他，他能算什么，瞎扯蛋。我没看过父亲和战友们有合影，但他却十分怀念和几个战友的友谊，有一次他和母亲生气了，他曾想着去找他的靖宇县的一个叫王殿青的战友，父亲病危，我曾想要通知王伯，终于怕他情绪波动太大恶化病情没有做。有记忆和牵挂很幸福，我很庆幸父亲当过兵。天南海北的兵当中，我的父亲当年一定很出色。
在父亲病重期间，他除了看见小孙子会露出笑容，再一个乐趣就是看报纸。他看没看报纸成了母亲揣度他病情的一个指标。“你爸还看了一会儿报纸。”这样我就放心了，至少今天是过去了，他没怎么遭罪。父亲看报纸竟看出了“门道”，你无法想象，我的父亲，一个农民，他开始准备“写点东西”，他雄心勃勃地要回家去采写一篇新闻，因为他“已经知道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他尤其瞧不上我主办的报纸上的情感倾述，他认为那些都是“编的”，而且，他也能“编”。鼓励他写作，并诱以高额稿酬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小游戏，我们半真半假地探讨什么时候能看见他的“大作”，父亲每次都无奈而又踌躇地说“等胳膊好了的”。我则怀有私心，倘能留下父亲的文字，该是我生之幸事。父亲的雄心越来越大了，有一天我赶到医院，二姐告诉我，“爸要写长篇了，他要写的人物是我的舅舅们。今年三月，第二次化疗回家，父亲又说要写东西，我怂恿他口授，小妹记录。他真的讲了，小妹整理了八百多字。可惜他只讲了那么一次，第二天他又开始了骨痛。
父亲讲了他童年时的事，但故事里却没有自己。我知道的他的童年是他六岁给人家放猪，遇上朝阳镇的国民党追八路军，两个八路从他身边跑过去，让他快躲起来，还扔给他几个弹壳。他躲到一个坑里，国民党兵以为坑里有八路，用机枪扫射，他只好在那摇鞭子杆。他还当过儿童团，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杆扎枪，就是他当年的武器。他还讲过他有一个老姨奶，在人家做小，他去看她，老姨奶偷着给他几个粘豆包让他快走。土改时一个有点偏亲的地主把毛衣藏到爷爷家，六月天，奶奶让他把毛衣穿在身上。在他走的前三天，他忽然说起在他三姐家曾吃过一顿那么香的鲇鱼。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他还有个堂姐。写到这里我就很感慨，有多少人真的有兴趣去了解父辈的事呢。我从来没听他讲过当兵之前家里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应该是很苦的。父亲更愿意讲他当兵和转业之后的事。父亲讲他和生产队里的小伙子们打赌，他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按一个跟头。他让邻居的姑娘站在拉锹上他一端就端了起来。父亲的力量确实很大，相比之下，我就觉得自己十分孱弱无用。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我坐在炕上，父亲趴在我前面问我，你想什么呢？我不记得自己想了什么，但我记住了父亲问我。再大一点，他就开始和我“摔跤”，“我保证摔不过你”，父亲一次次被我摔倒在炕上。他经常倚在灯绳旁边想着什么，嘴唇不自觉地抖动，他的头上是一个墙龛，放着一个玻璃药瓶做的煤油灯。差不多每年的腊月二十八那个煤油灯都会被摔一次，奇怪的是它竟然没碎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年时父母吵架的次数那么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队组织军烈属开座谈会，我和二姐去了。那种会对孩子的感觉是新鲜的，油漆斑驳的办公桌，从小学校借来的长条杨木凳，桌子上摆着糖块和瓜子，屋子里弥漫着烟叶的味道，散会时还发上两张年画和一封慰问信。高高兴兴地回家，却发现油灯摔在地当中，地上还有红色的洋葱头，屋子里弥漫着大战爆发后的阴郁，并随时都有再次爆发的可能。还有一个春节，三十晚上，家里养的一只母鸡死了，那鸡有名字，叫白乐呵，就像有的鸡叫九斤黄。父亲十分懊恼。那一年果然不好。其实哪一年也没“好”过，父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吵起来，两人往一起撕巴，我们几个有的抱着父亲的大腿，有的拦在母亲前面，“爸，别打了”，那声音现在还如在耳畔。然后就是母亲往外跑，父亲让我们去往回追。吵架大多是因为舅舅家借了钱没还，或是说母亲又往娘家拿了什么东西。姥爷家在一九六三年从山东吴棣逃荒而来，大舅家五个孩子，四个男孩，粮总不够吃，姥爷当年在渤海跑船，到东北来不会干农活，大舅也不太勤劳，日子过得就很不好。我们家好在只有我一个男孩，饭量又不大，粮食还算够吃。大舅母来我家的次数多些，父亲不在家时就拿点什么回去，估计母亲对这种事又无奈又不肯承认，这就成了家庭大战的导火索。
父亲说，我日子好过是自己挣来的。他报怨舅舅家的不勤劳。小时候我们家的炕头好像总是孵着鸡崽，我们几个孩子挨父亲的打好像也总是因为用门夹死了小鸡，大姐说，爸有一个原则，就是谁干了坏事就打谁，只打那一个。挨打时我们就往姥家跑，有一次没穿草鞋就在雪里跑了去，我记得姥姥正在炕上烤火盆。父亲到了姥家傻了眼，我病了，这把他吓坏了，把我背回家去。据说也有例外，家里人总讲，说我刚会坐的时候，小鸡在我前面跑来跑去，我一把抓住一只，竟然将那小鸡攥出了肠子，这把父亲乐坏了，给我起个外号叫大爪。谁是大爪？我。大声点。我。我记得这一幕，这是我七岁以前父亲下工回来常和我玩的游戏。我记得他的笑脸和胡子扎在脸上时的感觉。如果能回到从前，我真希望回到童年，虽然多少伴着一些酸楚。
在我初二以前，家里还打草袋子，我们家那水田多，用稻草编草包是一个好副业。母亲蹬草袋架子，父亲带我们几个搓草绳。大妹小，母亲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上。一天一宿地干也是常有的事。一九八三年以后日子好像好过了一点，我们读书的费用也多了起来，到我上大学，父亲开始借高利贷，饥荒一拉就是十年。我参加工作刚两个月，父亲就来长春看病，我瞒着父亲在报社借了钱，我在报社有欠款一直到一九九五年。这中间虽然也能接济家里一点，但家里还有小妹要读书。后来母亲告诉我，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她去向别人借两块钱没有借到，父亲在家里找东西去卖破烂。母亲说，你爸干起活不要命。他大中午在太阳下面给稻田除草，回家让母亲看他的后背为什么痒，母亲一看，他的后背全是大水泡，他给太阳晒坏了自己竟会不觉。那时候我正准备成家，并且承担了妹妹的学费，帮了家里一些，但家里的底实在太空了。我成家后父亲就开始养猪，我给他的钱他全买了猪饲料，手里还是没钱。不管家里怎样紧，父亲从不肯和我们姐几个说一句，说到我时父亲总说，孩子写字挣那么两个钱，又刚成家。我上初二以后家里的活父亲就一点也不让我做了，上高中时每次离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地里弯腰劳作，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参加工作了，更感到了城乡的差别，吃到什么好的，我就想，我爸妈还没吃过。前年，我拿上钱让二姐夫陪父母去南方旅游，他们去了苏杭和南京。从长春走时我看见父亲又黑又瘦，现在想起来，忽然间的消瘦正是癌症的先兆。当时我如果领他检查检查，事情没法回头想了。去年七月底我陪父母去了一趟北戴河，从那取道山东吴棣县，母亲已经离开老家四十年。最后我们在北京玩了几天，从长春走的时候我还担心父亲的身体坚持不住，没想到他越走越好，到北京时他差不多就健步如飞了。那次我们坐飞机回长春，他玩得十分高兴。他愿意到处走走，我还不知道他的“玩心”那么重。他想多去一些地方，特别想去一次三峡……
父亲以前从不吃糖，从今年三月开始他开始吃冰糖，在睡前也吃，我猜想他是感到苦。苦了几十年，现在日子终于甜起来了，可以衣食无忧，可他在这个时候却走了，子欲孝而亲不待，人生之憾事莫过于此。父亲走了，我已在家族的序列中站到了前列。怀念会在泪水的滋润中慢慢长大，根深叶茂，但也会随着我的老去消亡，我的记忆也会消失。倘我的文字会留下一点，我希望父亲和我永在。父亲，如果真有轮回，我真希望再当您的儿子。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无论怎样，和您在一起的日子我没过够啊。
父亲，我就要写完这篇文章了，此时正是早晨，又一天太阳升起了，阳光明媚，您在看着我吗？我能够感觉到您的目光，温暖而湿润。爸，您再听我叫您一声，爸——爸——爸——
父亲，我的父亲走在阳光中。
- 上一篇：草帘如何提高农村公路混凝土路面质量
- 下一篇：储备防汛草袋物资 确保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