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祝丘城占地面积很大，到了汉代至少包括目前的四个自然村，即自北向南的张、赵、周、王四个故县村。

　　解放前，张、赵、周、王四个故县村均隶属于四故县村。相传明洪武年间，人们在废墟上重新建城，名为“故县”，即旧县城的意思。到解放前一直沿用“四故县”这个村名。解放后，为了细划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的四故县村，地方政府按照不同区域人口姓氏比例重新定名，将四故县村拆分成现在的四个故县村庄。四个自然村中唯有张故县村占地面积最大，约有120万平方米。

　　张故县村北约200米处便是著名的祝丘城古城墙遗址所在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残存的城墙墙体高仍有8米，东西长约200余米，南北宽约40米，据说始建之初能在城墙上跑马车。城墙顶部为汉文化层，有大量瓦片积压。以下都是灰土层，包含有新石器时期至春秋时期的各种陶片，层位错乱混杂，系筑城时堆积而成。在灰土层中能清晰分辨出层层夯土的痕迹。

　　每逢雨季，古城墙遗址附近几个自然村的孩子们便纷纷拎着芦苇编织的笼子过来拾箭头。雨水一冲，土层外随处可见绿锈斑，用手指一抠便能抠出个箭头来。这些箭头多为青铜制三棱箭，二棱箭极少。一上午的功夫，孩子们便能捡到不少箭头，晌午，孩子们三五成群地拎着笼子蹦蹦跳跳朝供销社下属的小卖部跑去。那个时期，红铜、黄铜颇受店主青睐，青铜不值钱，多半只能换几支铅笔、几盒粉笔而已。

　　除了雨季孩子们能在残存的古城墙上挖出铜制箭头外，村民们挖菜窖、深耕土地时也挖出了好几柄残缺的青铜剑。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刘聚五挖菜窖时就挖出了一柄青铜短剑。短剑因长时间深埋地下，刚出土时表层附着一层厚厚的绿锈，握在手里厚重感很强。别看这柄短剑其貌钝厚，对准铁器挥去，一切即断。后来，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文物贩子来村里，15元就把这柄短剑买走了。

　　这一时期，紧挨着张故县村东侧的朱楼子村村民耕地时也曾挖出一件青铜鼎，后来交由文物部门保管。村名缘何叫朱楼子？因该村地处原祝丘城城门楼所在地，所以村名中有“楼子”一说。朱楼子村东侧的村庄名曰桥头村，即原祝丘城吊桥所在地，因桥得名。

　　关于祝丘城，查阅历史文献发现，有的称“祝丘”，有的则称“即丘”。《寰宇记》中记载：“祝与即，齐鲁之音也，其实一焉。”

　　筑建祝丘城的决策者是鲁桓公，筑城时间为鲁桓公五年，即公元前707年。《左传·桓公五年》记载：“夏，齐侯，郑伯如纪。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葬陈桓公。城祝丘”。鲁国在此建城邑，设置政权机构。

　　按祝丘城的地理位置推测，当时建城有两个目的：设置政权机构，加强地方管理；筑城东部边陲防御强大的齐国入侵。

　　史料记载，鲁国立国时面积并不大，不过方圆百里而已。后来，不断扩张，兼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春秋初年，鲁国曾一度强盛，堪与齐国抗衡。后来为齐国所败，此后便一直居于齐国屈从国的地位。由此可见，鲁桓公不惜国力在远离国都且人烟稠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东部边陲筑城设邑，以抵御强敌入侵之举，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或许鲁桓公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战略决策为后世六朝在此设置县级政权机构奠定了基础。此后的1300余年间，祝丘城朝朝代代都是县级政权机构的治所驻地。

　　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在这里设置了县级管理机构。到了西汉初期设县，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即丘改名就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上仍然是州、郡(国)、县三级，琅琊国辖临沂、开阳、即丘等十余县。西晋灭亡，东晋南迁后，刘裕执掌朝政时曾经北伐，占领了一部分土地。他建刘宋以后，设置了徐州琅琊郡，下设即丘、费县。

　　北齐与北周时期，州、郡、县废置，临沂县并入即丘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即丘县并入临沂县，翌年将临沂县治所从今汤河镇张故县村一带移至今天的临沂城一带。此后的1300余年祝丘城再也没有设立县以上政权机构。又因为几经战火，城垣倒塌，古城逐渐消失。

　　1973年，在文物复查工作中，曾在该遗址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鸟啄形鼎足、骨箭头、黑陶残片；春秋时期的鬲足、印纹硬陶片、三棱铜箭头；汉代的罐形鼎、铜鼎、博山炉、铜剑吞口、陶博山炉盖、铁锄、“大泉五十”铜币等文物。出土文物有力地证明了祝丘城的现实存在，反映出当时这一带人们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

　　考古专家断定，该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城墙北部及西部有一道水沟，当为护城河遗迹，因其形似弯月，当地群众称之为月河。

　　多年的农业活动和暴雨季节雨水冲刷对残存的城墙遗迹造成了一定破坏，自古以来人们在此生产、生活，建房修路等使得地面遗迹破坏殆尽。虽然如此，现在的古城所在地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碎碎瓦片。

　　如今，古城城墙恰似一堆土丘，上面满布枯草，虽然如此却依然难掩其昔日城墙高大、耸立的雄伟壮观，以及来自历史中的那股铿锵战马声。

　　程子稻改：涝洼黑土变鲁东南粮仓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历史时期，百姓少吃缺穿。为战胜灾害，摆脱饥饿，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救助灾民，发展生产。当时，临沂地委行署在全省内率先推行稻改，汤河公社程子河大队(今汤河镇大程子村)就是那一时期最先搞稻改的大队之一。这个大队不但带领村民率先走出饥饿，每年还向国家贡献粮食。

　　那时候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程子河不叫村，叫大队，由东岭、小程子河、大程子河、西岭四个自然村组成，共17个生产队，4000余人，5000余亩耕地。由于1959年到1961年的连续大旱，这里的黑土涝洼地基本颗粒不收。

　　当时的地委书记薛亭率先在程子河大队涝洼地上推行水稻种植。种稻、吃大米，对于多少代都吃糠咽菜，连大米都没有见过的程子河人来说不亚于是一个梦。稻改一呼百应，全大队决心大干一场。

　　稻改是地委书记提出来的，县委副书记带领农业技术员到程子河大队蹲点。当时稻改没有水，副书记精心规划，这片地里打井，靠河的那里修渠。虽说当时没有吃的，社员们却说干就干，勒紧腰带分别在田间和靠汤河的地方挖起井修起渠来。大家黑白加班连轴转，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离河最远的18亩涝洼地里打出六眼水井，贴河挖出十二眼排井，并修出了1500余米的水渠。

　　翻整土地、打稻埂，社员们苦战一个冬春，修好了一方方稻田。稻田有了，水源解决了，抽水用的水车也安装好了，技术员将从南方引来的稻种分配到17个生产队。

　　一开始，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插秧，当时地区派来的技术员名叫陈永禄，他领着全大队的青年妇女和民兵在河滩的沙窝里模仿练习。在大田里多次举办了插秧比赛，妇女中的周建兰、周均英、高明英、张志英等20余人被评为插秧状元，每天每人插秧都超过了一亩，最快的达到一亩半。

　　育稻秧、拔稻秧、散稻秧及稻田里趟稻秧的比赛也随着季节开展起来，后来还添加了排放水、施肥等水稻技术管理的评比项目。一连串的生产技能比赛使得全大队种水稻的技术、经验一步步积累起来。技术员陈永禄吃住在村里，一心扑在稻改技术普及上，晚上一时兴起还带着小提琴到稻田边上拉上一曲，人虽其貌不扬也不善言谈，却博得了俊俏姑娘周丙玺的心，尽管他们年龄相差近十岁，周丙玺的父母极力反对，但是两人在稻改中却结成了眷属，陈永禄为此也放弃回城，在程子河大队扎下了根。

　　1961年试种的18亩涝洼地水稻一举获得成功，亩产高达400余公斤，比旱田作物亩产提高六七倍。第二年，全大队5000余亩黑土涝洼地全部改种了水稻。由于增使了化肥，加强了管理，秋后亩产达到了千斤以上。社员不但不领救济款、不吃救济粮，当年还向国家销售爱国粮40余万公斤。

　　同年，大队党支部书记许守文因治理黑土涝洼、抓稻改致富有成效，出席了全国首届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授予他半自动步枪一支，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队一跃成为省、地、县的先进典型。

　　光有吃的不行，还要有钱花，社员们一鼓作气利用自产的稻草，集体打草绳草袋外销。集体副业搞得热火朝天，使全大队慢慢富裕起来，工值也由毛多钱猛升到了一元五角。大队又先后办起了饭店、旅社、粮食、木材加工厂，成立了物资站、拖拉机站、水稻生产试验站，集体工业产值年突破100万元。

　　非但如此，时任大队妇女主任的周艳兰清晰地记得，从1962年开始程子河大队就选出100余名技术员到外乡、外县、外省支援稻改。1962年春季插秧时，她带着25名技术员到东张屯教插秧。那时这个大队是散播，不高产，而程子河用的是行播产量高，她们的到来引进了成熟的水稻种植经验。接着，她们大队又派出技术能手到兰山、罗庄以及济宁、安徽蚌埠等地担任稻改技术员。

　　时任支部副书记的周建礼亲历了程子河大队实现“双百万”（粮食产量过百万公斤、集体工业产值年突破100万元）的全过程。他介绍，1976年之后，程子河大队改成了四个独立的大队，大程子河大队最大，稻改又最出名，临沂地区各县的就不说了，济宁、章丘，还有安徽、河南、河北及东北来参观的人天天络绎不绝。省里、地区也派来工作组驻点帮扶指导，总结经验。国家的化肥供全村使，还免费送给大队两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大马力拖拉机，集体又买了两台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全大队在临沂地区率先实现了排灌、收割、耕耙、播种的农业机械化。

　　就此，大程子河大队成了省、地、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双百万”村也在临沂地区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