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罗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合肥也有着两千年的历史。同时考察这两个城市，似乎罗马一直在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合肥在大多数时期都显得默默无闻，唯独在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分裂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合肥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深陷于分裂之中。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时期将合肥与罗马作一些比较。

一、中国三国时期的合肥

公元3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大致处于汉末三国的分裂时期，这一段时期也被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演绎了一番，同时也让人对一些古代地名有了一些了解，如荆州、徐州、汉中等。而到了三国后期，小说将焦点聚集在魏蜀对峙上，对东吴着墨不多。实际上，在蜀汉北伐重点攻击西北雍、凉二州的同时，东吴也曾多次进攻魏国，目标主要在江淮间的合肥。

（一）合肥的战略地位的形成

合肥作为地名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最初写作“合淝”，在《三国志》等史书中已经被写作“合肥”了，因为在东淝河和南淝河交汇处而得名。合肥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代其战略地位显得尤为明显。

据传大禹治水时曾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九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的代称，而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东汉末年天下被分为了十三个州刺史部和一个司隶校尉部，前者是地方政府，后者为中央机构，而当时的合肥属于扬州刺史部下的九江郡辖区。根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词条“扬州”的解释，扬州的辖区相当于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英山、黄梅、广济,河南固始、商城等县市地，最初治所在历阳县（今安徽和县）。

自公元190年汉献帝在董卓的挟持下被迫迁都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后，汉朝的中央朝廷基本就与东、南部的地方政府失去了联系，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群雄逐鹿中原的场面。但根据在《三国志》人物传记中多次出现“避难扬州”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扬州还算是个远离战乱的地方，而到后来袁术杀死原先的扬州刺史陈温并以淮南郡为都称帝后，扬州就成为了其他诸侯的众矢之的。袁术在淮南“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馀粱肉”，致使“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三国志·卷六·袁术传》），从此江淮一带就日渐疲乏。

袁术死后，江淮一带又成为了其他诸侯相争之地，尤其是被称为乱世奸雄的曹操和江东小霸王的孙策二人。曹操看重了寿州、合肥一带东进、南下的战略地位，而孙策则对寿州、合肥在其西进和北上中的战略前沿位置洞若观火（崔兰海等，《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导致扬州郡县残破。曹操、孙策在扬州的争夺结果是双方各占一部分，这也导致了三国时期吴、魏两国都分别设置了一个扬州刺史部。

后来曹操因为疲于应对袁绍，就委任曾避难扬州的刘馥担任扬州刺史来安定东南后方。刘馥到任后，“单马造合肥空城”，把合肥作为扬州新的治所，这是合肥首次成为州刺史部所在地，可以看做是因军事需要而转变为政治中心的典例。另外刘馥又使人安抚在合肥南部作乱的雷绪等人，使他们诚心归顺。刘馥的治理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刘馥又在扬州兴办学校，屯田养民，修建芍陂、茹陂等水利设施灌溉农田。同时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刘馥“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后来孙权领大军来犯，合肥几乎失守，守城军民就是利用刘馥留下的“草苫数千万枚”覆盖住了城墙，点燃“鱼膏数千斛”照明来观察敌人的行动，从而使孙权因损失惨重而被迫撤军，扬州士民因此更加追念刘馥，而他修筑的水利设施历经战乱到陈寿编著《三国志》时的晋朝时还能用。

由此可见，合肥是从最初富饶的扬州的一个小县城，到因遭受战乱而颓废，又经刘馥一番治理而最终成为扬州的治所，同时也成为了东吴的垂涎之地；再者合肥本身“淮右噤喉,江南唇齿”的地理位置，使其城池多有兴废（《中国城市辞典》），但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也逐渐形成了。

（二）战乱中的合肥城市建设

刘馥死于公元208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爆发的那一年。这一年孙权趁曹操在赤壁新败、合肥空虚之际亲率大军攻打合肥，这就是第一次合肥之战。但是孙权好几个月都未能攻下合肥，曹操也派兵救援，孙权只好撤退。虽然如此，合肥仍然遭到很大的破坏，第二年秋七月曹操“自涡入淮，出肥水”来到合肥，在他给当地官员下达的命令中写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从这里可以看出，经过这次合肥之战的摧残，合肥的面貌基本又回到刘馥治理前的状况了，为此曹操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恢复合肥的建设，例如他叮嘱地方官不要中断对“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的食物供给，又亲自任命扬州各郡县的长官。

这一时期的合肥主要是作为军事重镇存在的，其建设必然也是围绕军事防御的需要来的，同时曹操为了保证合肥的物资供给也想方设法将百姓留在这里。而后来曹操为了防备沿长江一带的郡县被孙权侵袭，于是“征令内移”，却导致“民转相惊”，合肥周围郡县的十余万户百姓反而“东渡江”依附东吴，使曹魏江淮空虚，合肥的南边仅有皖城（今安徽潜山）一座城池（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曹操为此十分懊恼。

而孙权为了得到合肥也不遗余力，他把吴国所占扬州的治所设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又修筑了一个军事防御地濡须坞，一方面便于进攻合肥，另一方面也可抵御曹操的侵犯。公元213年曹操征讨孙权未果，孙权反而于214年夺取了皖城，215年八月又率十万大军兵临合肥城下，这就是第二次合肥之战。当时曹魏留守合肥的除张辽、乐进、李典这些大将外只有七千士卒，但最后还是击退了孙权，这就是“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

与第一次合肥之战一样，这次合肥又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216年曹操来到合肥看到张辽与孙权交战的地方，叹息良久，可见这次战斗之激烈，对合肥城的损坏也可想而知。

（三）合肥新城的营建

第二次合肥之战后，为了加强军事防御，曹操“乃增（张）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今安徽巢湖）”（《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此后一段时间，因为孙权、刘备联盟发生间隙，实力都有所削弱，江淮一带的战乱也有所减少。

公元228年，魏国对吴国也发起了攻势，这就是石亭之战。但由于吴国做了充分的准备，而魏国统帅曹休又孤军深入，所以石亭之战吴国取得了胜利，魏国则损失很大，曹休也于当年犯病而死，魏明帝曹睿任命满宠总督青、兖、徐、扬四州的军队来防备东吴，扬州的刺史部从合肥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满宠接任后，就着手建设合肥新城。

合肥新城营建年代，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比较混乱。在《卷二十六·满宠传》中记载“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满）宠上疏…(营建新城)”，而在《卷四十七·吴主传》则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两处记载不一。通读《吴主传》，下文出现了“（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正月”，对应的恰好是魏青龙元年，再者《满宠传》还有“其年，（孙）权自出，欲围新城”对应的是第三次合肥之战，可以推测关于合肥新城营建年份后者为误记，当为公元233年的正月。也有论文认为合肥新城是230年开始营造，233年完工（崔兰海等，《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满宠在给魏明帝的上表中指出：合肥城池的南边与巢湖、庐江离得太近，北边又与驻军的寿春离得太远，东吴擅长水战，围困合肥有所凭借，而魏军从寿春救援合肥却极不方便。满宠的话道出了合肥作为军事重镇却城池选址不当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将合肥的城池向西移三十里，经过两次上奏魏明帝终于采纳了满宠的建议。

（四）新城防御的功效

自228年石亭之战后满宠接管扬州，孙权于229年正式与魏国决裂称帝，在229年、230年、231年、232年又多次侵袭合肥，但基本上都是没有交战就撤退了。孙权攻取合肥的迫切之心，《满宠传》中用“岁有来计”来形容，即每年都有攻打合肥的打算。

在合肥新城修建完工的公元233年，孙权亲率大军打算围困新城，这就是第三次合肥之战。但正如满宠所料，合肥新城建在远离江、湖的地方，孙权大军由于发挥不了水军的优势，竟然“积二十日不敢下船”（《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后来贸然上岸耀武扬威，却被满宠布置的伏兵打的大败。可以看出，合肥新城对于东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234年，蜀汉政权派使者邀请吴国夹击魏国，由诸葛亮出师斜谷攻击魏国西北部，东吴负责侵袭魏国东南部。孙权于是率十万大军再次围攻合肥新城，这就是第四次合肥之战。最初满宠打算放弃新城将孙权引至寿春，但遭到魏明帝的反对。魏明帝认为魏国“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这三处是绝不能放弃的地方，又说“纵（孙）权攻新城，必不能拔”（《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并御驾亲征。这一方面说明合肥对魏国的战略意义的重大，同时也可见合肥新城的防御功效很好。

公元252年，魏国权臣司马师在东兴（今安徽含山县）被吴国太傅诸葛恪以少胜多打败，这就是东兴之战。第二年，诸葛恪不听劝谏征调各州郡共二十万大军围困合肥新城，这就是第五次合肥之战。诸葛恪“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此次合肥之战又以吴国失败而告终。

公元280年，吴国被西晋灭亡，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原来吴、魏分治的扬州也被重新合并，治所在今南京，而合肥原先的战略地位也不复存在。

二、3世纪危机下的罗马

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末，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导致了罗马的衰落，被称为“3世纪危机”。这一时期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全面动荡，其时间之长、涉及社会层面之广、危害之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胡小溪，3世纪危机时罗马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影响（J），2008）。

（一）政治危机

3世纪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军队左右国家元首的废立，士兵地位空前高涨上。公元192年12月30日，罗马帝国发生宫廷政变，以近卫军长官列图斯为首的官吏杀死了安敦尼王朝的皇帝康茂德，宣告安敦尼王朝结束。此后帝国内部爆发了一场王位争夺战（192年-197年），近卫军在半年内就换了两位元首，行省驻军也自立元首（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

这场斗争最后以塞维鲁的胜利而告终，开创了塞维鲁王朝。塞维鲁是罗马行省驻军的一位将军，他的成功同时就标志着罗马帝国中心区域——意大利地区与行省的隔阂被打破，这对帝国的政治形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塞维鲁作为一名军人，深知军队对罗马帝国的维持的重要作用。在位期间，他不断提高士兵的待遇，给予士兵很多优惠待遇，如允许士兵可以晋升为军官；允许士兵在服役期间可以组建家庭等（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他甚至叮嘱儿子们：“要厚待士兵，让他们发家致富，其余的人可以不管。”（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M））塞维鲁的这种“士兵至上”的思想和行为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士兵实力强大的一种表现（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

在塞维鲁之后，其子卡拉卡拉继位。卡拉卡拉为了支持强大的军队开销，于公元212年颁布法令，把“罗马公民”这一身份授予了帝国境内的全部自由民，此前只有意大利地区的自由民才能享受之一权利，而罗马帝国的近卫军只有意大利人才有资格加入。卡拉卡拉敕令的颁布表明：行省与意大利之间的差距已日益缩小，罗马和意大利的优越地位已不复存在（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公元217年，卡拉卡拉被近卫军杀害。

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结束，罗马帝国的政治进一步混乱。此后50年间，罗马帝国至少出现了50位“士兵元首”，其中只有一位善终，其余皆死于非命，帝国元首一职成为了士兵手中的玩物（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

除了争夺王位，3世纪危机罗马帝国还面临外族入侵的忧患，周边的蛮族对帝国发动了新的攻势。公元251年，帝国元首戴西乌斯在率军抵御哥特人的过程中死亡，第二年帝国不得以与哥特人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议，规定罗马政府定期付给哥特人一大笔金款，就好比中国两宋时期给少数民族政权的“岁币”一样。另外，帝国的高卢行省和日耳曼行省也大举入侵罗马。公元260年，帝国元首瓦列里阿努斯被波斯人俘虏，成批的日耳曼人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布下了蛮族的足迹（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

罗马帝国的3世纪政治危机不仅使帝国濒临灭亡，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一段时间内，地方割据势力大量兴起，此起彼伏，犹如同时代中国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二）经济危机

3世纪危机不仅在政治上对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让罗马帝国以往的经济基础几乎崩溃。罗马帝国本质上是一个奴隶制帝国，与中国的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基础是不一样的。3世纪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奴隶制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齐涛等，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M），第三版）。

从公元2世纪以后，罗马已无力对外扩张，作为奴隶主要来源的战俘锐减，奴隶供不应求，奴隶主只好加重对现有奴隶的压迫与剥削，强制性的奴役使奴隶对生产失去了兴趣，他们或者消极怠工，或者破坏工具，或者逃亡、暴动。这一切表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障碍。（齐涛等，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M），第三版）

奴隶制的危机首先导致了农业的衰落。意大利的农业在2世纪就已开始走向衰落，到2世纪末已呈现全部衰落之势，至3世纪时农业危机已扩及高卢、非洲行省。而农业的衰落又引发了工商业和城市的萧条。当时的手工作坊是靠奴隶和隶农劳动支撑的，由于奴隶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和行省的竞争和排挤，意大利各城市在公元前后发展起来的手工业也呈衰落之势。（齐涛等，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M），第三版））

另一方面，前期奴隶制的充分繁荣，也使得罗马的上层人士产生了鄙视劳动的情绪，他们贪图安逸，整个社会弥漫着骄奢淫逸的作风。有资料表明，罗马每年的节假日，在公元1世纪为66天，2世纪为123天，到4世纪达到了175天（齐涛等，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M），第三版），已经接近每两天就有一天是节假日了，罗马社会的的奢侈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罗马帝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另一表现还在于政府的货币政策上，试图通过贬值货币来搜刮钱财（齐世荣等，世界史（古代卷）（M））。资料表明：公元260年左右，罗马政府发行的货币的银的纯度已降到5%，结果导致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合肥与罗马城市建设的对比

公元3世纪时期，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均处于大分裂时期，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军队在政治和社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三国时期的合肥就是因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受到魏国和吴国统治者的极度重视，从而影响了合肥的城市规划；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表面统一，但行省与罗马之间已发生严重的对立，政治、社会制度遭军队践踏，连国家元首也如同军队的掌上玩物，罗马的城市建设必然也受到影响。

（一）地理环境

从地理环境上看，合肥是魏国和吴国的交界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合肥旧城位于临近巢湖和庐江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秦汉时的合肥故城进行钻探和局部发掘，确定了城址和基本范围，即今天合肥市区的四里河一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2008）。后来魏国营建的新城则位于旧城西三十里处，位于今合肥市庐阳区、肥西县和长丰县的交界地带，避免与水道离得太近，使防御功能更加完备了。清朝人顾祖禹曾评论道：“（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盖终吴之世， 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唐乐，三国时期扬州州治迁移的考察——以合肥、寿春为中心（J），2011）

罗马城位于意大利半岛亚平宁半岛的中部，靠近地中海。从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宏观视角看，罗马城可以看做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这方便它与周边地区联系，但这并不是罗马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海峰，论帝国前期罗马城的建设及其特点(J)，2013）。但从罗马所在的帕拉丁山周边环境的微观视角看，它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其军事防御方面——三面陡峭，另一面也容易防守；帕拉丁山紧靠台伯河，又提供了商业便利。（刘海峰，论帝国前期罗马城的建设及其特点(J)，2013）

（二）社会经济

从社会经济基础上看，合肥新城在三国时期完全是一座因军事需要而营建的城池。新城作为军事堡垒，在防御孙吴对合肥的进攻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新城不能作为治民之所，严重限制了合肥城作为扬州州治治江淮之民政的作用，此时合肥作为州治的部分功能已经丧失（唐乐，三国时期扬州州治迁移的考察——以合肥、寿春为中心（J），2011），后期扬州刺史部由合肥转至寿春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由于疆域庞大和长久的物质积累，罗马的贵族生活越来越显得铺张浪费，而罗马城一直是罗马共和国或帝国的中心地域，这一点既表现在政治上，又表现在军事防御社会经济上，所以罗马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与合肥由于战争因素在三国时期突然被重视是大不一样的。但到了3世纪危机爆发的时候，罗马城已经十分拥挤，城市内没有更多可利用的空间，晚期的皇帝经常不在罗马城内，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资助减少了，因此罗马城内没有再出现像帝国前期那样宏伟的市政工程，主要是修建因大火破坏或者随时间流逝而衰落的建筑物（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而合肥的军事重要地位一旦失去，城市建设就会失去物质保障。有论者称，公元229年，孙权即皇帝位，从此，东吴政权从顶峰走向衰败，孙权从明智走向昏聩…孙权一死，东吴内部自相争斗…更无力进攻江淮，合肥战略的重要性便逐渐下降了（唐乐，三国时期扬州州治迁移的考察——以合肥、寿春为中心（J），2011），此后合肥城就不再是吴魏两国重点防御地了，其地位被寿春取代，合肥新城甚至多次沦落为诱饵。

（三）规划建设思想

从规划建设思想上看，合肥新城的营建完全是为了满足军事防御的需要，这是魏国的征东将军满宠在任期间为了更好的防备孙权的侵袭而修建的，而其在刘馥时代的政治意义已经逐渐丧失。在满宠给魏明帝的上书中写道：“（新城）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於计为便。”（《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可以看出，新城的选址就是依险而建。满宠的建议最初遭到大臣蒋济的反对，他认为放弃合肥旧城的做法“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更加可以看出新城的营建完全不考虑政治的因素。

而罗马帝国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被政治左右。英国学者罗宾逊曾指出，“城市规划成为了帝王的一项游戏”，纵观整个帝国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另一方面，罗马城的一些建筑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进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这些世俗性的建筑不仅包括引水渠、下水道、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还包括浴场、竞技场等建筑（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

（四）布局形态

从布局形态上看，20世纪80年代初，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对新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新城城址呈长方形布局，南北长420m,东西宽210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2008）。从布局来看，新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四面城垣都不在一条直线上，多处出现外弧现象，与两汉三国时期其他古城址均不相同；再者，城内发现的夯土台阶、空旷地均与军事有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2008），可见新城的建设完全是为了满足军事的需求。

而罗马城在尼禄时期（公元54-68年）是有着明确的城市规划的，至帝国后期，罗马城内已是高楼林立、人满为患，几无可用来规划的余地了（唐亦功，古罗马城建筑的分布规律及布局形式（J））。罗马城内包含经过规划的宽阔街道，街道两旁一定高度的建筑物；此外，每条街道都留有空间建造花园或广场，每所房屋都各自独立以利于防火，还具有自己的廊道，铺设向每家供水的水道；街上还增设了众多的喷泉（唐亦功，古罗马城建筑的分布规律及布局形式（J））。

（五）要素构成

从要素构成上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组织考古发现合肥新城只有3座城门，南北均不设城门，作为军事堡垒可以达到易守难攻的效果。另外在城内发现一处600多平方米的空地，没有任何建筑，考古推测这可能与军事指挥有关。再者，合肥新城面积约有8万平方米，却有2000多平方米的空旷场地（这只是已发掘部分面积），应当是练兵的场地。在出土遗物中，除建筑材料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发现最多的就是兵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2008）。综上所述，新城的构成要素基本都是围绕军事用途建设的。

凯旋门可作为帝国晚期的罗马城的构成要素之一。例如塞维鲁凯旋门就是为了纪念对帕提亚人的战争胜利而修建的，它高20.88米，宽23.27米。这是第一座带有独立圆柱而非附墙柱的凯旋门。（陈平，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M），2006）与之前的凯旋门相比，塞维鲁凯旋门是一个三拱门，中间是一个最大的拱门，两边是两个较小的拱门（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还有位于罗马圆形大剧场附近的君士坦丁凯旋门（315年），其三拱门的特点模仿了塞维鲁凯旋门。而且君士坦丁凯旋门上的浮雕是我们已知所幸存下来的凯旋门里保存最完好和最详尽的（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

再者就是城墙的修建。公元3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对新城墙的需求变得更为明显（贾布契·埃达）。3世纪中期，罗马的安全日益受到帝国边界上强大力量的威胁，奥勒良在位时，决定在城市的周围修建新的城墙。（张晶晶，论帝国晚期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及其影响（J），2015）新防御工事的长度是18到19千米，所围绕的面积是1400英亩（斯蒂芬·L·戴森，罗马：古代城市的生动描绘），被评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

另外，罗马城内还有许多公共服务设施，以大浴场为代表。例如卡拉卡拉浴场和戴克里先浴场，都是当时最巨大、最宏伟的建筑代表，不仅可以容纳数千人同时洗浴，还把图书馆、健身房和其他服务设施包含到其中，成为综合性的建筑（张冠增，西方城市建设史纲（M），第三版，同济大学）。

（六）结语

总之，公元3世纪的中国合肥新城的营建主要是用于军事用途，而同时代的罗马帝国虽同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甚至连罗马城也被外族入侵，晚期的皇帝经常不住在罗马城内，但作为帝国形式上的首都，罗马城的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建设防御功能，更多的要考虑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再者，随着形势的转变，合肥不再是吴魏两国的垂涎之地，其重要性随之下降，而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城作为首都依然受到瞩目，这也是合肥与罗马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