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代至1940年代是中国历史最惊心动魄的一百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和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岛被割让，深圳亦成为东西方交汇的一个舞台。尤其是1898年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被大英帝国“租借”，深圳更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前沿”。但是这一百年间，深圳除了作为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地理概念，很少留下社会变迁的细节。那些年深圳的普通人在忙碌些什么？他们如何吃、穿、住、行？外面世界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新知与科技如何改变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从本期起，小编推出“1840~1940年代：百年深圳风情录”系列文章，作者通过更多的历史细节，带领读者触摸到那个有温度的昔日深圳，回望我们无法回去的深圳昨天。

这是1848年的夏天，有两个外国年轻人——瑞典人韩山明和德国人黎力基决定从香港前往大清国的新安县。他们先到达九龙，避开驻守九龙寨城的清兵，然后穿山越岭，一直走到沙田，乘船到达北边的禾罂涌。在禾罂涌短暂歇脚后他们再次艰难攀山，终于来到了沙头角海域，到达一个叫谷埔的村庄，再乘船在海上航行了半个小时，来到了沙头角。

沙头角在近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重要性，是深圳东西（大鹏至南头）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香港通往惠州的必经之地。这两位年轻的牧师把进入新安地区的第一站选择在沙头角，首先是考虑这里的交通便利。当时大清只向外国人开放广州等五个口岸，一旦清兵前来缉捕，他们需要迅速逃离的交通条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韩山明打听到这一地区都是客家人，在客家人中布道比在广府人和潮汕人中布道要容易。

韩山明牧师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专向客家人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位进入深圳地区的传教士。1848年夏，韩山明到沙头角租屋居住，在开展逐家逐户布道的同时，施医赠药，受到村民欢迎，他的房子被称为“慈善医院”。他还开设第一间客家地方学校，组织神学训练班。1849年6月韩山明撤回香港，黎力基之后前往潮州地区布道。

1852年2月黎力基被潮州府尹驱逐后返回香港。韩山明、黎力基和新来华的韦永福决定专门在客家人地区传道。1853年，黎力基和韦永福再次到沙头角。

沙头角成为西方人观察深圳地区的第一个据点。韩山明和韦永福都先后向其所服务的巴色会写过长篇的工作汇报，沙头角是巴色会在深圳地区的初期传教基地，韦永福在1853年写的报告更是长达万余字，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南方沿海客家村落的日常生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一个半世纪之后，还能够触摸到当年那些普通深圳人的真实生活。

农业不发达，土地不够用

韩山明和韦永福进入沙头角时，租住当地人的住宅。“我从百叶窗望出去，梧桐山就在正前方。梧桐山向平原延伸的斜坡很平缓，这区域的山岭都这样。很奇怪的一点是，这里的山岭植被不茂盛。所以你能看到的山腰下半部分只有少量树木，其他地方都是草。植被缺乏导致当地燃料缺乏，因此煤特别昂贵。”当地人将山上的植被作为燃料，随着人口迅速增长，自然就会出现植被缺乏的景象。

在1850年代，沙头角尽管是一个交通要道，但是仍然非常贫困。客家人一直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观念，农耕地位高。但是，“这里的土壤是泥土和沙的混合，尽管人们辛勤耕种土地，但收获甚贫。离海边很远的内陆土壤含沙量亦大，因此不能耕种。”

按照传教士的统计，当时沙头角地区大约有12至13处住宅，应该是十几个村落。这些村落大多数都依山而建，相互隔开但并不遥远。“这些村庄的修建根本没有规划，也毫无规律。村里没有主路，房子坐落在道路两边。单这一个原因就导致了村庄的脏乱。就算在较大的村庄和市镇，道路也窄而且脏，恶臭让经过的旅客会好奇房子里是什么样子。”

这些记录如果是真实的，说明深圳的客家人当时的经济状况普遍是贫困的，清朝统治时期，汉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本来就比满人要低。在深圳地区当时的人口结构中，客家人又比广府人低，只比疍民要强一点。

当时普通客家人的住房由烧砖做成，烧砖还是比较坚固的，今天深圳仍然留有一些设计精巧的客家大屋，也都是烧砖建筑。普通客家的住房有两面三角形的墙，屋顶在两面三角墙的横梁上。交叉架在横梁上的是薄的窄木板，上面盖着很薄而弯曲的瓦片。“屋顶有两层，窄木板上是一排瓦片，镂空向上形成水槽，这样可以疏通走雨水。有两排这样的瓦片的交汇处，另有一排瓦片镂空向下，雨水在瓦片里被疏通走。屋顶因此可以适应任何天气。”事实上在中国南方雨水丰沛的地区，建筑设计大抵如此。

也有人用木头建房子，就会把编织紧密的草垫放在支撑屋顶的直柱子之间。然后这些草垫会铺上泥土和白涂料。他们有时候用贝壳上的石灰、沙和些许的油混合而成涂料，或把混合物做成隔开物叠放在柱子之间后再涂上涂料。这种房子的造价自然比烧砖的房子便宜。

人与牲畜争夺生活空间

因为布道的需要，韦永福进入过很多普通客家人的家。“后墙是黑、黄两色画的祖宗牌位图。你还可以找到蓝色和黄色纸条上的中国人物画像，侧墙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喜欢用这些美化家里的墙壁。主屋也用作饭厅和接待室，有一张桌子和几条粗糙的窄长凳，这是我能看到的所有家具。”

当时，底层社会的住所基本上是昏暗、潮湿、肮脏并充满烟味的。烟味主要是当时的男人和女人都抽烟，另外厨房没有烟囱，油烟无法排走。脏乱，是因为猪和家禽随时可以进出屋子。如果是更贫穷的人家，只有一间屋，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和客厅，孩子、猪、家禽互相争夺生活空间。

即使在当地算中等的家庭，家具陈设都很简朴。韦永福找了一位姓何的秀才教授自己中文和客家话，这位“先生”所用的床，是把一些木板摆在木支架上，木板上铺上草垫。枕头用竹子做成，床周围有一个蚊帐。这些给韦永福留下深刻印象。“一张小桌子、两把没有靠背的竹椅子、一个小盒子和一些煮饭用的罐子……一个小陶碗里装了灯油做成灯，薄灯芯沿着碗边缘缠绕。”韦永福详细记述这间房子的家具陈设，是希望他所服务的巴色稻夫细致了解他所到之处的状况。1850年代，欧洲科技与经济迅猛发展，思想文化界也极为活跃，日常生活整体上比中国要富裕。所以韦永福感慨，如果中国人有一张可以睡觉的床、一张可以吃饭的桌子、一些可以坐的凳子、一些做饭用的陶器瓦罐，他们就很满足了。

一年三季耕种，生计仍然艰难

沙头角最重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因为雨水丰富，这里的稻田只很少时候需要人工灌溉。灌溉也很容易，因为斜坡从山上延伸往海里。如果要把水流引向田野，只要在狭窄的田埂上开一个水沟，水可以流到整个水稻田。

但是沙头角在1850年代土地已经严重不足。在1700年时，沙头角的人口只有450人，到1825年增长到7000人。到传教士进入沙头角的时候，沙头角的人口增长到11000人。人口增长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和食物，但是当时沙头角的农业非常落后，“因为人们没有先进的耕耘工具，他们落后欧洲很多。”

比如当时沙头角地区的主要耕作工具是犁。农民拖着犁到田间，役畜在前面走。雨水不充分的年景，收成很差，稻谷价涨。饥荒年景，偷窃和抢劫增多。

7月末迎来第一批水稻收成。“大雨一旦降临田野，就可以看到犁再次在田野耕耘。只要犁为第二次播种翻开了土地，妇女们就已准备好站成一排，站在田野泥地里洒下水稻幼苗。”第二次种下的水稻在十月收成，此后再种麦子，到春天收麦子。尽管有三场收成，但贫穷和饥荒仍然存在。除水稻，当时沙头角的农民还种小麦、山药、甘蔗、大麻、油菜和土豆。

男人服饰色彩比女人丰富

按照传教士的观察，当时中国有四等人。第一等级是文人和所有政府雇员，第二等级人是耕地农民，第三等级是工匠，第四等级是商人。“但是这些等级并不完全排斥。相反，有时候一个文人可以是一个商人，一个在农地耕耘的农民也可以从事贸易。船夫、苦力、雇农和仆人不包括在这些等级之内。”而且虚荣和面子对中国人很重要，富人如果无法通过才能或功绩获得头衔，他们会花钱买。有头有脸、多金与儿孙满堂，象征着当地客家“老爷”们最幸福的生活。

当地人的衣服原料大抵是丝绸、棉和亚麻，冬天会穿皮袄。这说明深圳在一百多年前的冬天比今天要冷。在时尚潮流方面，传教士观察到男人衣服颜色是白、黄、蓝和黑。女人衣服则很单调，通常是蓝色。说明客家地区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而且她们是家庭主要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