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水，就是一匹野马，不服管束。要管束野马，就得有缰绳，要管束水，就得有堤防。堤防，是水的缰绳。文安洼是水乡，堤防到处都是，比较著名的有千里堤、秃尾巴堤、隔淀堤、防洪堤……
　　打堤，这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劳作，但细说起来，大体分两类，一是预防性地修堤、筑堤；二是抢险性地护堤。第一类与挖河一样，每年由决策机关制订计划，利用冬春两季，征用民工，开展施工。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类工程主要靠人海战术，铁锨、小车、土篮子，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手里逐渐有了钱，不少私人手里添置了挖土机、推土机、拖拉机，打堤也开始走向机械化了。比如，修筑环城防洪大堤时，每个乡镇都分派了具体堤段，有的乡镇手头紧，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小车、铁锨、洋镐一起上，干得热火朝天；而有的乡镇有钱，工地上只有几台大型机械轰隆轰隆地响着，轻易看不到一个人影。
　　说起打堤的累，必须说护堤抢险。每年雨季，老天爷不高兴，多哭上几回鼻子，文安洼的老百姓就会忐忑不安，政府部门也会紧张起来。沿大清河堤岸上，一间间堤房会住上巡堤员，他们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沿着自己负责的堤段巡视一遍，看看会不会出现险情。假如出现决口，一场生死决战立刻会出现在眼前。文安的一位老副县长叫任谦益，是个老水利通，文安县的各个堤段有几道弯，有几个叉，有多少浪窝，有多少鼠洞，他都一清二楚。每到防汛期间，他是最忙的，哪里出现险情，准有他的身影。“共产党员，跟我跳！”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喊着，带领人们跳入湍急的漩涡中，为堵决口的人们挡住巨浪，赢得胜利。
　　那时护堤，都要成立抢险队、打桩班，护堤抢险的办法也多种多样。有打桩，有援席，有挂柳，最普通的方法还是码草袋子。打桩，就是用四五米长的檩条，一棵挨一棵地砸进堤侧的泥土里，以增加大堤的坚固程度；援席就是用苇席挡住浪头的冲击，然后再填土堵住缺口；挂柳就是伐倒堤上的柳树，然后把树梢一头放到堤边水里，以减轻浪头对堤坡的冲击；码草袋子可能我们都看过南方抗洪的电视纪录片，我们这里与他们的用法一般无二。
　　如今，我们这里已经不是水乡了，河道干涸，庄稼缺水，好像再也受不着打堤这一累了。只是我们这里的地形没有变，老天爷还有没有下涝雨的时候？倘若有，还有没有人去受这样的累？还有没有人会干这样的活？
 

拔麦子
 

　　交芒种节，骄阳似火，西南风吹着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田野，麦浪滚滚，一片金黄，庄稼人打心眼里向外透着喜悦，啊，又是一个丰收年。然而，喜悦之余，也做好了吃大苦、受大累的准备。
　　说起庄稼人，祖祖辈辈过着苦日子。有句俗话说，庄稼人是土里刨食。其实，庄家人在土里刨的何止是食呀！先不说卖了粮食添置一家的穿用，就是一年四季做饭取暖用的柴草也都要从土里刨出。基于这个目的，庄稼人舍不得割麦子把麦根丢在地里，而是把麦子连根拔起，轧场前再把麦根铡下，为家里从夏到秋做饭之用。为了这点麦根，于是就有了四大累之一——拔麦子。
　　拔麦子是个累活，同时也是个技术活，一个拔麦子的好手，在地头一站，就能看得出来。来到自己的麦垄，左脚前，右脚后，塌下腰，左手从前面一揽，右手后面一合，往后一较劲，唰，一把拔下，一倒脚步，又一把，再一倒脚步，第三把，然后提起，在脚上把麦根上的泥土磕掉，捆好要，放在地上，接着又重复做。在部分农村，捆小麦的草绳被称作草要、草要子，也有的直接用两缕小麦打结来捆小麦，也叫要。
　　拔麦子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时间紧，容不得松半口气。俗话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到了这个时节，天气说变就变，老天爷一发脾气，一场暴雨，再来几天阴天，老百姓的半年辛苦就会付之东流。第二，姿势单一，劳作时间长。拔麦子的姿势就是猫着腰用力，假如碰见水浇地，地皮板结，晒得结了痂，那就更惨了，拔不了几把，手上立即会出现几个大血泡。一天十几个小时，总是这样，到了晚上，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腰痛得直不起来，两腿痛得迈不开步。第三，工序多。拔、铡、晒、轧、扬，再晒、装，几道工序，要在最多一个星期内完成。
　　拔麦子虽是力气活，但也有许多讲究。到了地头，先排好顺序，谁挨着谁，谁和谁一趟要，这叫插夹垄。所谓一趟要，就是一个合作小组，前面一个人在拔麦子同时，要隔几步，用两缕麦子打一个结做成要，平放好，后面和他一趟夹垄的人则把自己和打要人拔的麦子捆好，这叫拾要。到了地头，还按照顺序翻个排好，这叫翻夹垄。
　　关于拔麦子，还有很多故事，大都说的是过去地主雇短工的事。因为我们这一带有一个习俗，主家在雇短工的同时，还雇一个领头人，叫掌作的(不知和《走西口》中“掌桌的”是不是一回事)。如果短工们能够超过这个掌作的，主家就会好吃好喝好待承，并且发给工钱，如果超不过去，只管一顿窝头咸菜，工钱一个不给。在浩然先生写的金光大道一书的开头，就有这样一个场景，张金发是个掌作的，一心想把一帮打短的穷哥们拉在后面，高大全使了个计策，在磕泥土时，故意往张金发脸上溅，最后，穷哥们都拿到了工钱。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过去文安洼最普通的劳动形式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已经没有那么累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读古诗《悯农》，还有过去那样的感觉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脱坯
 

　　文安洼有句俗话，说是一辈子不盖房，当个自在王。盖房，是农家一件大事，为了省钱，只有自己多受累。退回四五十年，农村的房子大概有以下几类：一、红砖大瓦房。除了公家能盖这样的房，老百姓几乎是不可能的；二、里生外熟的卧板房，就是里面用坯子，外面用砖，这样的房也是很少有人能盖得起的；三、挂斗房，就是里面用土坯，外面用砖，一层卧，一层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省了砖，又增强了墙体表面的硬度；四、纯土坯房，而且还是老檐出头的。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盖什么样的房。但是盖什么样的房，也免不了受这第四大累——脱坯。
　　盖房用的坯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砖坯子。它的长宽高和砖窑里出的红砖一般大小，脱坯用的模子有一连三个的，也有一连两个的，脱坯者和好泥，在旁边放一堆细沙土，先在模子里撒一些沙土，然后扣掉，取泥放好摁实，用一个类似弓弦的工具，在坯模子上一刮，再把坯模子一扣，三个或者两个坯子便成功了。
　　第二种是大坯。它的尺寸大概是20×15×40公分，和文安古城的城砖大小差不多，坯子干透了也有20来斤重。脱这样的坯子要用滑秸泥，用的坯模子也是单个的，而且只是一个框。和好泥后，旁边要放一堆滑秸，用手挖起一块泥，放进模子里，再抓一把滑秸，往泥里摁，用手抹平，再提起模子，一个坯子就脱好了。
　　第三种是砸坯。这种方法不用和泥，但是要看土质。秋后初冬，在野外找个合适的地块，挖一个坑，取出潮乎乎的土，放进坯模子里，用墩子砸，砸实后，打开模子，一个坯子就成了。好像这种方法打坯子，不在四大累之内，但它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码放坯子。打坯者以自己打坯的点为圆心，按四五米的半径，把坯子码放成一个弧形，远远望去，坯摞犹如一个个碉堡，惹得小孩子们常常在其间玩打仗游戏。其实这样码放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首先离作业点距离相等，省工省力，其次凸面向北，减小了风阻，增强了稳固性，因为冬天多刮北风。
　　另外，过去不光是盖房要用坯，每年春天，不盖房的各家各户也要脱些坯，以备盘炕用。这是因为，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火炕都是用土坯盘的，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那些土坯都成了上好的农家肥，于是把炕扒了，把坯砸碎，运到地里，用新土坯重盘一个炕，就成了庄稼主每年必干的活。
　　脱坯的累，和拔麦子差不多，腰疼，腿酸。可是老百姓要盖房，还想省钱，不受这样的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盖三间房自己用小车推土垫庄基，自己脱坯，房顶用自家的秫秸，盖时乡亲们给助工，还要花一千多块呢，这是一家人多少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呀！如果你们家还保留着老房子，看看内层是不是土坯的，如果是，里面肯定浸透了你的父辈或者祖辈的汗水。